迟子建
我记忆中最寒冷的冬日，是1986年的腊月，年仅四十九岁的父亲突发疾病，与亲人永别在年关。父亲的墓地在故乡的山下，离他工作了一生的山镇学校很近。
父亲从哈尔滨高中毕业，是当年大兴安岭的人才了，所以一个人得兼多门课。他欣赏人才，有一年从教育局为我们山镇学校要来一位大学毕业生做教师。因为学校还没建起教工宿舍，他就让这位新教师携着家眷，在我们家一住两年，吃一锅饭却分文不要，直到他们有了宿舍搬出。其后永安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来此做教师的，就不止一人了。记得有一年涨工资，身为校长的父亲，把仅有的一个指标，给了另一位大学毕业的老师，因为先前住过我家的老师已涨过一次，谁知这位老师认定还应该是他调资，找父亲去闹。父亲没满足他的要求，他对他的恩情，也就被一笔勾销。父亲自此很难过。
我记得父亲最沮丧的一件事情是，北头有户人家多子多女，他们的父母不许所有孩子上學，只派去两三个，其余的在家跟他们干活，父亲几次三番上门相劝，可家长认定，一家有几个识数认字的就够了。父亲许诺减免部分孩子的学杂费，他们依然不允。以致后来他们看见父亲远远过来了，就赶紧关门闭户。父亲无计可施，曾想让能接受教育的那几个孩子，回家将知识传与兄弟姐妹，可他们没一个成绩好的。父亲每每说起，痛心不已。
如今永安学校已不复存在，但校址还在。我很担心父亲的灵魂出游时，对着空荡荡的校舍会伤感，怎么不闻读书声了呢？
【原载《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