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
“新渔阳里6号”，当年在维经斯基指导下，杨明斋在此设中俄通讯社。摄影/孙中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不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密不可分。其特派员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就是其中地位突出的一位。俄罗斯社会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姆列钦评价，维经斯基应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默默无闻的“伟大工作者”，这位坚贞的布尔什维克不仅支持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组织构建，也让中苏两国在此后岁月里有了密切的联系。带来一手文献资料
维经斯基的真姓是扎尔欣，当年研究者查找他的身世，居然发现了十来个化名，诸如格里戈里耶夫、格里戈里、塔拉索夫、谢尔盖、谢尔金，等等，这也难怪，他出身的家庭就洋溢着革命的气息，他年轻时就立志为世界革命而奋斗终生，长期的地下斗争迫使他不断改变身份。
1893年5月（一说4月），维经斯基出生于沙俄統治下的维捷布斯克省涅维尔一个犹太裔木材场管理员家庭，那时候，俄国充斥排犹浪潮，深刻的民族压迫令大批犹太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参加左翼工人运动，像维经斯基家族就非常喜欢犹太思想家摩西·赫斯（正是他把恩格斯介绍给马克思）的名著《罗马与耶路撒冷》，里面憧憬“理想国”。1907年，14岁的维经斯基从市立四年制学校毕业，在维捷布斯克印刷厂当了三年排字工人，以后又靠勤工俭学在别斯托鲁克当了三年的会计，这些枯燥却要求精神高度集中的工作，让维经斯基养成了行事缜密、精益求精的习惯，以至于他后来跟中国人交流，常被认为是“学经济统计”出身的，因为他“对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数字记得很清楚，谈话时列出数字说明革命胜利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
由于在俄国谋生无望，1913年，他们全家移居美国，两年后，维经斯基加入美国社会党，投身政治活动。在美国的5年，维经斯基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1917年当听闻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后，充满激情的维经斯基主动联系国内的同志，希望参加革命工作。十月革命成功后，急不可待的维经斯基于1918年春从旧金山起程，不久抵达俄国。
1918-1919年间，为了对抗占据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白卫政权，维经斯基受命参加红军情报机关，出色地完成地下情报和兵运工作。
维经斯基来华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当时苏俄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正面形象。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革命也进入高潮，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正式成立。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前一个月，列宁为大会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成立有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代表参加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维经斯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国外处派遣，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中国，名义上的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家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建立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可行性”，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提供翻译服务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维经斯基也由此“成为1920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维经斯基来华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当时苏俄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正面形象。1919年7月，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1920年3月25日，上海的进步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首次刊登宣言原文。同年5月，陈独秀等主办《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刊登了宣言汉译文，还刊登了中国各团体、报刊对宣言的评论，对宣言做出了欢迎与赞赏的回应。很显然，维经斯基一行来华，会赢得鲜花和掌声，正如后来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所回忆的：“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俄）人来到了北京，大家对他感到特别高兴。”
需要指出的是，维经斯基这样真正参加过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到来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难直接得到关于俄国革命的信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精通俄语的人才，只能利用英文资料，从美国共产党的相关信息中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零星启蒙，“布尔什维克主义”便是由美国而来，连带的，中国人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正确把握也受到限制。而维经斯基恰恰带来大量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一手文献资料，由此，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原本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文献的不成体系的理论讲义，并逐步引领中国革命运动。灵魂和组织者
具体到维经斯基头一次来华的行程，他们先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到哈巴罗夫斯克，渡过黑龙江抵达中国哈尔滨，乘火车到达天津和北京。先是通过在天津大学任教并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俄籍教授S.N·波列夫伊（中文名“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中文名“伊文”）介绍，维经斯基认识了英文流利的大学生张太雷，并在他的陪同下，结识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
不久，维经斯基拿着李大钊亲自撰写的介绍信前往上海，见到了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陈独秀向他透露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您的来访正是求之不得。”为了扩大影响，陈独秀出面邀请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刘太白、沈仲九、丁宝林（女）等沪上政界文化界名流来参加座谈会，开会地点在老渔阳里2号自家寓所（即《新青年》编辑部）以及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社，请维经斯基介绍俄国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让与会者大开眼界，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