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郑文汉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骨干，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职业教育家，是推动职业指导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的重要先驱之一。他主张服务还须救国，重视职教师资培养，倡导教育界与职业界加强联系合作。他引介国外的职业心理学知识、职业指导理论，介绍国外职业指导发展概况，并积极探索本土的职业指导理论发展，开展有益的职业调查测验，推进职业指导工具建设，给予职业青年适切建议。郑文汉在民国时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加速了国外职业教育元素引介的进程，进一步丰富了职业教育思想的内涵，对当时的青年就业择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郑文汉;职业教育;职业指导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24-0073-08
郑文汉是我国近代著名职业教育家，也是我国近代职业指导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先驱之一。他长期任职于中华职业教育社，曾担任社内研究股、编辑股、职业指导股、补习教育部、中国人事管理学会等职员（干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办事处干事，香港办事处委员会委员，也曾担任社内职业指导组织的指导委员、上海市阜春小学升学指导讲师，还担任《教育与职业》（第122-190期）的主编[1]。他是近代爱国教育家，在实践中推行教育救国理念，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他参与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民族复兴教育设计委员会案》的讨论，推动职业教育与抗战救国相结合;在中日战争前夕，他积极参与推动全国国民一心、共抗外侮，参与到《上海教育实业两界对时局之表示》的倡议中，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勿丧权勿失土”;战时，他关注国家发展，关心社会民众疾苦，曾为难民教育委员会之职业教育组主干，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开展职業训练;他参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教育工作，在中华第四职业补习学校担任教师。同时，他还是职业指导研究学者，引介国外职业指导理论和发展概况，开展国外职业指导介绍的译述工作，如编译出版了《职业问题之探讨》，译述发表了《美国现有职业参考资料》《法国职业指导概述》等十余篇论文。他也致力于本国职业指导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表了《职业教育不发达的基本原因》《全国失业狂潮及救济的对策》，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兴趣调查、乐业调查等职业指导实践工作，对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指导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炎培很是欣赏郑文汉，多次携他参加社内工作，如亲自选定郑文汉等18人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昆明会议，“策励未来职教社的工作方针”[2]。黄炎培先生曾作诗于他：“容易秋风咽怒笳，三巴归客老无家。问谁肯恤饥疲卒，拚摘黄台抱蔓瓜。”[3]
一、郑文汉职业教育思想的发轫与形成
郑文汉的职业教育思想发轫于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期间的工作。
总的来看，郑文汉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有赖于三个方面。一是郑文汉本身具有较好的教育理论基础，这为他在接触职业教育工作后，迅速转型开展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调研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二是他对国外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心理与职业指导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引介工作，丰富了他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三是他在国内开展了多次职业教育的实践工作，如多次参与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的组织工作和会议讨论工作，参与地方职业教育发展的调研，以及多次开展职业心理和职业指导的测验工作，这些职业教育工作实践有力反哺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发展。他的职业教育思想的发轫和形成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研究转型——国外引介——本土探索。
（一）研究转型：扎实的教育学基础助力其研究快速转型
据《教育与职业》第118期的载文《本社大事记》记载，1930年8月1日，郑文汉正式就职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研究股干事。郑文汉入职之初，就洋洋洒洒地发表了41页的《今世十个国家全部学制比较观》（《教育与职业》第120期），可见在入职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前，他已受到良好且系统的教育，具有扎实的教育学基础知识，这为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工作和职业教育研究奠定了较好的专业基础。该文颇受黄炎培赞赏，其在日志中表示“郑文汉所作《今世十个国家全部学制比较观》等文编入于《教育与职业》杂志第120期中，藉以供政府教育部门改革教育制度的参考”[4]。此外，他还发表了《中国的教育》（《教育与职业》第137期）、《教育的重心点》（《教育与职业》第138期）、《中国所需要的那一种教育》（《教育与职业》第139期）等宏观教育研究文章多篇。
从郑文汉所发表的文章来看，他的成果和贡献，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方面。这说明，在入职中华职教社后，根据工作需要，他的研究适时转向了职业教育，发表了一系列与职业教育相关的译述、调查报告、理论研究等文章，散见于各教育学术期刊。
（二）国外引介：国外职业教育知识的引介丰富其认识基础
大量国外职业教育知识的引介，是郑文汉早期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开端。
1920年，《教育与职业》第17期开辟“职业心理号”，是该刊的重要栏目之一。栏目名译取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荷令华甫教授的著作《职业心理学》。黄炎培在介绍此书时表示，通过心理学试验，能“试验出一种与他最相当的职业”，这也是科学的态度[5]，将职业心理学认定为职业指导的基础理论之一。郑文汉入职当年，在第119期《教育与职业》中刊发了他对国外职业心理出版物介绍的译述文章《五十二种欧美最近关于职业心理出版物提要》，该文章是对《Psychological Abstracts》中发表的有关职业心理学出版物的相关信息如提名、内容概要等的介绍，以供国内职业教育研究所需。此后，郑文汉又在接下来的8期中陆续介绍了欧美国家地区的职业心理学出版物，总计达266种。这为当时国内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指导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郑文汉也成为被《心理学论文引得》论文索引的最多作者之一[6]。他还对《职业谈话》《影响中学生择业的因素》《兴趣测量与它实际的价值》《职业指导实验》等职业心理研究文章展开了译述。除了上述通过有关职业心理文献的译述来为国内职业指导工作提供参考外，郑文汉还译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指导研究和开展情况，包括德国、日本、英国、澳洲、土耳其、南非、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苏俄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有力推动了职业指导在国内的传播。译述还包括国外职业教育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如《职业教育的几个新原则》《残缺者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可能么？》等。
（三）本土研究：国内职业教育工作实践和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引介助其开展本土研究
除了对国外职业教育，尤其是对职业心理学和职业指导开展的引介外，郑文汉还在本土开展了大量的心理测验和职业指导调研工作。据潘文安所述，1930年，由中华职教社上海职业指导所的沈有乾、郑文汉和潘文安负责编制文书、会计和打字员的职业测验工作，以应对社会对该类人才的考察需要[7]。《教育与职业》第121期发表了沈有乾、郑文汉的《普通事务员测验报告》一文，介绍了事务员测验工作的缘起、功用、经过及结果。此后，他还发表了《中小学毕业生职业兴趣的研究》，与何清儒合作发表了《大中小学教师的人事研究》。陈选善、郑文汉也多次开展了关于职业兴趣、学科兴趣的调查，并公开发表报告，如《中学生职业兴趣调查报告》《中学生学科兴趣调查报告》《中学女生职业兴趣调查报告》《中学生兴趣的持久性》等。此外，郑文汉还深入地方与企业开展调研，撰写发表了《视察黄墟农村改进实验区报告》《福建造纸厂概况调查》《上海战后二年人才供求的一瞥》等调研文章。
最能体现郑文汉职业教育思想的，莫过于在上述工作之外，他所发表的具有自身思想认识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是受其自身教育背景的影响，如他的早期文章《职业教育在学制上的地位》。随着他对国外职业教育引介及国内职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逐渐形成了系列理论文章，包括《职业教育不发达的原因》《职业教育师资问题》《就业应有全盘的计划》等近20篇。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文汉编译的《职业问题之探讨》，该书为哥伦比亚大学职业指导方面的教授Harry D.Kitson编著的《I Find My Vocation》一书的译述，郑文汉对其中的内容酌情进行了修改，并添加了我国的很多材料，“使适合我国职业界情形与我国青年的需要”。何清儒评价该书“并非普通译述”，实为郑文汉的“专门研究合经验参加在内的”[8]。这点从该著中多次引用国内的职业示例、参考了当时国内多位研究者发表的论著等方面也可以看出。同样，透过其他多篇引介的文章译述来看，郑文汉对国外相关研究并非盲目或盲从地简单翻译，而多是有取舍、有自我判断或结合自我经验进行观点鲜明的阐述。此外，他与何清儒合编了《职业教育名辞简释》（中华职业教育社，1934年），翻译出版了《美国校外职业指导实况》（商务印书馆，1938年），参与编辑出版了《全国职业学校概况》（商务印书馆，1934年）、《民国二十四年度全国职业学校概况》（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书;并在《教育与职业》《绸缪月刊》《青岛教育》《中学生活》等教育期刊发表文章80余篇（仅就目前所查）。这些编著、译著和文章，不仅展现了他在职业教育方面所开展的工作，也较为集中表达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尤其是他的职业指导思想。
二、对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的认识与探讨
发表于《教育与职业》第131期的《职业教育在学制上的地位》一文，是郑文汉对职业教育研究的首次发声。据笔者所查，单纯从学制来探讨职业教育的论文，在其时确实鲜有。无怪乎该文的编者指出“郑君此篇是从另一个方面——学制方面——探讨它历来在法令上的根据，给热心职教者多一方面的讨论和研究”，可见，此文在当时还是颇具份量和讨论价值的，对开启职业教育的法制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文中，郑文汉不仅铺叙了在历次学制改革中职业教育地位的起伏变迁，而且对每次学制改革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最后，他总结出职业教育在“在学制上的地位不可谓无相当之进展”，“教育当局暨人民对于职业教育确有相当之认识与信仰”。他从对职业教育观念认识、实施、师资及在教育系统中地位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总结：职业教育从被漠视到被重视、从附设于普通教育到单独设立、从无专门师资到师资专训、从附属地位到与普通教育并列的地位[9]。应该说，此文不仅梳理了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发展史的地位变迁，也表明了郑文汉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观。
（一）职教救国观：“服务还须救国”
郑文汉认为，教育的任务，一是发展个性，二是保存国家[10]。郑文汉是近代爱国教育家，他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发展，很多都是基于他的爱国热忱，饱含了浓浓的国家情愫。针对近代中国的教育现状，他进行了“中国所需要的是哪一种教育？”的思考，并明确指出需要的是“一个足以救国的活教育”。他高度赞同乡村教育、试验区教育的改革与尝试，认为这些是“积极的教育”，是“适应现在政治纷扰的社会，以力谋自存”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一旦“蔚成了一种风气”，将“可以救治内忧外患万分严重的中华民族”[11]。可见，郑文汉心忧国家，力图“教育救国”，挽救危局。有感屡次国难当头，和面对“职业界青年常是居后”的现状，他倡导从业者采取积极的行动，提出了“服务还须救国”的口号。他驳斥了职业青年对开展救国行动的“没有时间”、外国公司和洋行职员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志同道合的“同志难找”，以及“雇主反对”“无深切的兴趣”“没办事的经费”“感觉徒劳无功”“没有领袖”等种种借口[12]。针对如何开展救国服务工作，他也给予了普遍指导：“实行救国金储蓄”，号召职业青年把杂用或多余的金钱储蓄起来以备国用，而不是肆意浪费挥霍;“组织救护班”，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学习医务救护知识，以备参加救护工作;“野外自由车竞赛”，强身健体，以备战时通过自由车运输物资;“誓用国货”，以免金钱外流;“随时随地宣传国难组练民众”，让民众了解当前环境，鼓舞爱国热忱;“组织演讲会讨论会”，促進救国工作的组织与开展[13]。
虽然职业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分，但仍需尽到责任，职业教育“还须注意协助国内政治的安定，外患的抗御，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复苏，尽国民的天职”[14]。他在谈到职业界与教育界合作时，也无不表明这种合作对国家的益处，尤其是对战时的益处，“在全面抗战时期中足以增厚国力，维持长久的战争”[15]。他对国家的浓浓情怀可见一斑。
（二）职教师资观：“有优良的职教教师，就有优良的职业学校”
“职业学校办理成绩之优劣，一以职教师资之是否得人为转移”，“有优良的职教教师，就有优良的职业学校”，职教师资是关乎职业教育前途的“先决条件”，这是郑文汉对职业教育师资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最基本观点。“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是学校精神所寄托的主脑”，他甚至进一步指出，哪怕是一所学校在经费不宽裕、设备不完善，只要有了优良的教师，也是可以渐近改善的[16]。
他有感于当时职教师资在缺乏专业知识、缺乏专门师范培训学校、缺乏后续进修培训机构以及师资待遇低等困难，结合教育部师资训练的办法，他提出了五项补救办法：一是“厉行职校视察”，通过督查来鉴别师资优劣，“务使庸劣之徒，无法滥竽其间”;二是“提高待遇”，加强师资保障，延长聘期，“使他们安心乐意的任教，不作别的冀图”;三是普设暑期讲习会，增进职教师资进修的机会;四是“借才异域”，延聘“力不尽是衰弱”、经验丰富的外籍技工、国内的能工巧匠来充任各级职校师资;五是筹办师资训练班，通过大学教育学院设立职业科目、专业学校设教育选修科目、职业学校设师资训练班等多方式、多渠道增进职教师资数量和质量[17]。
在分析职业指导办理不得力、效果不显著的原因时，他也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职业指导人才，即职业指导师资的匮乏严重影响了职业指导的施行与效果。他所提出的解决职业指导问题、促进职业指导有效施行的第一个措施也是要“训练实施职业指导人才”。他设想通过办理暑期讲习会，对职业指导所的现有人员或者是在学校里从事职业指导的人员进行短期培训;提议师范大学或大学教育学院设立职业指导课程，以此培养职业指导师资，提升职业指导效果。
（三）职、教合作观：“职业与教育打成一片”
在当时的社会，教育界和职业界联系甚少，人才供求出现严重问题，学生毕业无出路，职业界招不到适用的人才。职业界与教育界界限分明，两者不合作的现象普遍、趋势明显。这种情况自然影响了学校信誉，他认为导致职业教育不发达的部分原因是学校与社会无相当联络，以致学生无出路，学校信誉日见低落。
面对这种供求困境，教育界首先有了行动，希望加强与职业界的合作，但职业界尚未有“同一的觉悟”，也没有“同一热烈的需求”，即使如邀请职业界领袖来校演讲职业情况、参与到工厂商店的实习、调查职业界用人标准需求等这些简单而初步的合作，都难以得到帮助和推进。职业界似乎采取一种超然不理的态度，以为于己无关。郑文汉批评职业界的态度和做法，他认为，事实上，职业界的发达有赖于人才，人才不合用，职业界就会受到影响。人才是职业界事业发展的根基和最基本的条件。显然，“职业界不是培养人才的机关”，“优良人才的供给，学校是其总机关”，也只有通过教育界来办理。对于教育界的诚信合作，职业界不应当“再事缄默不予赞助”。职业界要事业发达，就要放开眼光，“从远处大处着想”，要与教育界合作。职业界与教育界的合作是双赢的举措，“在职业界可事事得人，在教育界亦可人人得事”[18]。
郑文汉进一步提到，职业界还要有实行与教育界合作的“决心和诚恳助人的精神”，甚至付出“时间、精神、金钱”等的“相当的牺牲”，才能达到合作的目的，招到合用的人才，实现“人人得事，事事得人”。就如何加强与职业界的联系，他提出五条建议：一是参观职业界机构，如公司、工厂、商店等增加认知和联络;二是聘请职业界领袖担任职业指导顾问;三是延请职业界领袖时常来亲身演讲职业和谋业方法;四是安排学生赴职业机关实习;五是开展职业调查，访问职业界领袖用人标准等[19]。同时他也要求职业界，在教育界参观时要指导参观，帮助教育界“明了职业界工作情形和工人实际的生活”;在教育界需要职业界担任职业指导顾问时，要尽力发挥顾问责任，解答疑问、介绍职业现况、指明进入该职业的条件;在教育界研究职业和开展测验时，要予以便利并协助做好。
三、对职业指导的倡导与推动
在职业指导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是郑文汉职业教育思想中最为丰富与精彩的部分。有关职业指导的具体涵义，郑文汉并没有明确提出。但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可见端倪。在《职业指导怎样施行有效》一文中，他援引美国全国职业指导所的定义“职业指导乃是协助个人选择职业、准备职业、获得职业和改进职业的一种过程”[20]，但这并非是郑文汉所理解的职业指导内涵的全部。在他看来，职业指导有着比上述定义更为深刻的意义、更为广泛的内涵、更为科学和复杂的实施途径。有关郑文汉的职业指导思想，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从其对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的引介、职业指导理论的探讨以及他的军队职业教育、乡村职业指导和青年妇女职业指导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表述。本文加以补充研究。
（一）肯定职业指导的个人与社会功用
在当时，关于职业指导，其实是有争议的。如同他在译文的《职业指导可能么？》中的表述一样。如在国外，洛基博士（Irving Lorga）认为“职业指导是幻想”，“有变成走江湖说大话的危险”，同时也指出一些职业测验预测性低等问题[21]。职业指导在我国施行的十多年里，推进很不顺利，成效也较少。面对施行效果不佳和有关职业指导的质疑，郑文汉提出疑问，“难道职业指导不应该施行和不能有效地施行于我国吗？”他明确表示，“无论在哪一国里，如有择业、就业、改业问题的发生，就应有职业指导的施行”[22]。至于效果问题，他认为，职业指导如教育宗教一样，其真实的效果，或永远不易加以精确的估量，因为时间的问题、标准的问题、个人适应的问题，还有社会的、经济的等原因，大都难以估量和证实它的实际价值，但他却非常认同职业指导的用处。他在《估量职业指导效果的研究》一文中，译述了Harry D.Kitson和Edgar M.Stover所著的关于美国匹兹堡（Pittsburg）公立学校职业指导部、罗切斯特（Rochester）各公立学校、纽约城青年职业指导局、英国的工业疲劳研究会及全国工业心理学会、比利时布鲁塞爾的社区指导局（Intercommunal Bureau of Vocational Guidance）等多个国家职业指导机构所开展的评判职业指导成绩与效果的调查研究结果。郑文汉最后评价到，“对于各专家估量职业指导效果的研究，叙述详明，足以鼓励我们努力指导的工作”[23]。在谈到如何解决时下全国失业狂潮时，他建议“设立职业指导部专为指导青年和调剂人才之供求”，同时要“各级学校励行教育与职业指导”，这些都是“治本”的办法[24]，足见他十分认同职业指导，对职业指导的未来很有信心。
（二）推进职业指导工具建设
推进职业指导工具建设是当时职业指导界的共鸣。如喻兆明曾指出，人们对职业指导根本否认的这种错误观之一就是“实施职业指导的工具不完全”[25];潘文安也认为，“做职业指导的工具，还没有完备，事实上仍旧免不了有粗略苟且的弊病”[26];何清儒指出，职业指导若“没有精巧的工具，不能收好的效果”[27];黄炎培也指出，唯有职业指导的工具科学，职业指导的效果才可能被人信服。郑文汉也颇为重视职业指导工具建设。他曾指出，职业指导工具的不完备，是影响职业指导有效实施的因素之一。
但对什么是职业指导工具，职业指导界论述较少。可查的有两点。一是潘文安指出，“职业指导的工具是什么？就是心理学和职业学”[28];二是何清儒指出的开展职业指导的“这些方法，就是职业指导的工具”[29]。郑文汉虽未直接指明职业指导工具是什么，但从其表述来看，各类职业测验的表格和各种职业分析、参考资料，各类有关的记录，都是职业指导工具的组成部分。他提出要“好好的谋指导工具质与量的充实”，开展学校记录和职业界记录。学校记录包括“历年各科成绩、谈话记录、智力测验、教育测验、教师评判、职业记录（如就业后亦应有记录已资查考）、健康记录、自我分析记录、个人历史与家境、个案记录（发生问题的儿童及其处理经过的记录），职业界的记录包括有服务人员历年服务成绩、业余活动、家庭状况，各业工作分析、各业概况等等[30]。依工具建设的不同方面，要由学校、政府机关、研究专家以及各研究机关开展办理。
依照上述工具建设的相关表述，可以看到，其实郑文汉一直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做了大量工作。他引介国外心理学和职业学方面的知识，引介国外职业测验的相关量表，如《评判中学职业指导成绩的标准卡片》《乐业调查表》《主顾对于商人态度的调查表》等。他适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改编了职业兴趣调查表、普通事务员测验表等。他还亲自开展各类测验工作并详加研究。1933年，郑文汉与陈选善等在上海地区的上中、澄衷、麦伦、民立、清心等5所中学进行职业兴趣调查，选取从初一到高二每个年级100人合计500人进行职业兴趣测验，并撰写报告深入分析学生的职业兴趣、学科兴趣等;1935年，他刊登了《乐业调查表》，向各界职业人士开展乐业调查，共收到包括政府机关、教育界、工商界等126人的乐业调查应答问卷，并详加研究讨论形成报告，等等。他关注职业现状，在其编译的《职业问题之探讨》一书中，专列一章“调查职业”，同时列出当时中国的职业分类表。可以说，他不仅是职业指导工具建设的倡导者，也是职业指导工具建设的坚定实践者。
（三）积极指导职业青年择业
“有全盘的计划”的准备观。除了在职业指导理论开展引介、开展职业调查研究，郑文汉还希望能够从整体方面给予求职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一些必要的建议。他认为，“现在杂志报章所载的职业指导文字，大多是讨论枝枝节节的问题，对于就业的前后各种准备与应对办法，从未有简括的全盘的讨论”[31]。为了能够让一般的职业青年可以得到一个概括的观念和应付的原则，以处理职业上以后发生的各种困难，和今后作如何的准备，他提纲挈领地对职业青年提出了十八条建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职业的观念，就是“就业为我人的天职”，于己于社会、于身于心都有益，这也就为青年就业坚定了一个信念：人应当选择一种职业，“人人必须有一职业”。二是谋求职业要作计划，既要从宏观方向上来“拟定本人终身事业（即合乎个人志愿的永久职业）的计划”;也要作具体的计划，既研究拟选择的职业，研究进入该职业的资格、了解该职业的报酬等，更要研究自己本身的优点与缺点，这样才能做到“人与事的适合”，从而选择自己喜欢、适合自己的职业[32]。这一点他在《就业前应有的认识与准备》一文中有更将详细的表述，“要成就职业，第一要认识自己，第二要认识职业，第三要事前准备”[33]。三是既然谋定了从事何种职业，也分析了该职业特点和自身情况，就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训练”，包括知识、品性、技能等，并能够坚持训练以适应职业的发展[34]。
“非金钱的报酬”的发展观。虽然郑文汉告诫职业青年，在选择职业时要关注报酬，比如金钱，因为职业能够让人维持生活。但他所指的报酬，又绝不仅仅是金钱，并发出了“职业报酬只限于金钱吗”的提问。他告诫青年，假使只得到低薪职业的机会，也不能轻易放弃，在考虑职业时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不应该仅限于金钱一项，而“应从非金钱的报酬，加以考虑”。这些“非金钱的报酬”主要指四个方面：一是“上进的机会”。与一开始的待遇高而没有升擢机会的职业相比，还是更应该注意虽然一开始薪水低但有上进的机会而使待遇逐步增加的职业。二是“与外界接触和求知的机会”。他列举了调查员通过跑业务的职业来增进人情世故经历、记者通过寝食无定的职业可以接触要员和掌握时代信息、图书馆员利用机会阅读书籍增进知识等，“这种种利益都不是在薪金待遇范围以内的”。三是“自我表现”。职业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特长，如教师培育出英才、建筑师画出优美图样、鞋匠做出新样式的鞋等等，这些在職业里取得的成绩，会让从业者“感到无限的快乐”，“非金钱所能买得”。四是“服务的机会”。相比于“收入很丰而遗害个人社会很大”的赌场保镖、洋行买办等，还是“收入并不高，但因此能替社会服务，替社会造福”的慈善机关服务人员、国货工厂服务人员等更有意义，更应提倡[35]。
“寻求知识”发生兴趣的乐业观。乐业是郑文汉比较关注的职业问题，也曾就此问题做过调查工作，所得结果却是乐业比不乐业的人数少。虽然有整个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但同时也有职业者自身的因素。找到职业者不乐业的“根源”，对职业者、职业界都有助益。他认为，职业者不满意职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待遇太低，升擢太慢”“与同事不能相处”“缺乏职业的兴趣”。归根结底，是职业者自身“观念的不正确”。虽不可避免工作后台背景的要素，但更要心平气和地反思自己是不是在工作能力和工作效能方面存有不足，要研究“待遇太低，升擢太慢”的内在原因。与同事相处，既不能自视甚高，也不能太过计较。有关职业兴趣的原因，是他着墨最多的部分，除了在《怎样才乐业》一文进行分析外，还专门撰文《怎样对于职业发生兴趣》，并开展了中学生职业兴趣、学科兴趣的调查与分析。郑文汉认为，缺乏职业兴趣导致的不乐业，最可能是因为不喜欢现在的职业而有志于从事其他职业。但他认为职业的兴趣是可以养成，可以从努力研究和经验中得来的，如果能够对所从事的职业加以研究，增进认识，“必能发生兴趣，乐于从事”[36]。他举了一个鞋店职员与职业指导所主任的对话，表达了“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对某种职业有兴趣的”，职业兴趣“不是天生的，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观点。对于鞋店职员提出的怎样才能获得职业兴趣，该职业指导所主任表示，“先对该种职业寻求知识”，比如对鞋的历史、鞋子装饰、制鞋原料等方面加以研究。该鞋店职员按照职业指导者的话去做了，果然发生了兴趣并取得成绩，在职业发展上更进一步[37]。这何止是该职业指导所主任对于这名鞋店职员的指导，其实更是郑文汉这一“职业指导所主任”对所有职业青年的引导。
“从事未经开发”的创业观。郑文汉指出职业发展是常在变动之中的，“职业是在不断增减的，职业的分化，旧职业的淘汰，新职业的产生”[38]。郑文汉非常注重在职业指导中对“创业精神”的培育，多次直接或间接表达了他的创业观。如在反思职业指导怎样才能有效施行时指出，“今后的职业指导，如果改变历来的办法，特别注重创业的精神，指导青年人从事未经开发或无人注意的职业，从职业指导方面也可增加职业的机会”[39]。他在鼓励职业青年注重职业中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这种“非金钱报酬”时也提到，印书馆学徒在接触了印务知识和技能后，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合伙创办印刷事业;在教导青年就业前要有所认识和准备时也提出，努力去认识自己和职业，“自然不难谋得职业或开创新职业了”，等等。可见他非常重视对青年的创业教育和指导。
四、郑文汉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影响
郑文汉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的相关工作，包括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在国内开展的职业教育工作实践，都对当时的我国职业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对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为国内职业界、知识界所接受，推动职业指导在青年职业选择上发挥功用，以及丰富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内涵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一）加速了国外职业教育元素引介的进程
郑文汉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探索无疑加速了国外职业教育元素引介的进程，让国内民众，尤其是职业界和知识界对国外职业教育思想和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郑文汉本身对国外职业教育的开展情况、理论认识以及国外职业指导的工具测量等进行了大量的译述，如译述出版了《职业问题之探讨》《美国校外职业指导实况》等，译述了《职业指导可能么？》等理论文章和《德国职业指导》等介绍性文章，开展国外职业教育引介达8年之久。据笔者统计，他对国外职业教育的引介公开发表文章达40余篇，有力推动了国外职业教育思想在我国的引入与传播。二是郑文汉担任《教育与职业》杂志主编期间，对国外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播起到了进一步推动作用。民国时期的《教育与职业》杂志，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宣传与研究职业教育的专业期刊，在职业教育界和我国职业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创办历时32年间，共推出208期。其中，郑文汉主编了65期（含合编），主持期数最多;在历任主编发表的622篇文章中，郑文汉发文61篇，居第5位。按李霞博士对《教育与职业》发展阶段的界定，郑文汉主持《教育与职业》时，正是该期刊的“兴盛时期”，具有“栏目设置渐趋稳定和明晰，出版频率比较规范，宣传内容也相当丰富充实”的特点。同时，也是国外职业教育思想引介的加速期。《教育与职业》兴盛时期，国外职业教育研究及动态的介绍占该杂志国外教育文章总数的60%。在郑文汉担任主编的第136-151期期间，《教育与职业》设置了“职业指导”栏目，刊发了引介国外职业指导的最新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计11篇，最具代表性的即是他的3篇：《影响中学生择业的因素》《职业指导中的研究》《估量职业指导效果的研究》[40]。
（二）进一步丰富了职业教育思想的内涵
民国知识界对教育学制较早就有关注，不少学者对学制的施行和改革都提出了看法，如庄俞的《新学制实行之商榷》（《教育杂志》，1912年第9期）、陆费逵的《新学制之批评》、汤尔和的《现行学制根本改革的意见》（《新教育》，1919年第4期），有对专门教育学制进行研究的，如郭秉文撰文《吾国新学制与此后之农业教育》（《农业丛刊》，1921年第2期）;也有介绍国外职业教育学制的，如《美国学制述略：职业教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第512期）。笔者通过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检索，除郑文汉的《职业教育在学制上的地位》一文外，并未发现纯粹研究我国职业教育学制问题的。所以，对其开展职业教育学制地位研究的评价，“郑君此篇是从另一个方面——学制方面——探讨它历来在法令上的根据，给热心职教者多一方面的讨论和研究”（注：该句为《职业教育在学制上的地位》一文前的“编者志”的内容），可谓恰如其分。此外，郑文汉还较早关注了“职业与教育打成一片”的问题，这同我们当下积极推进的校企合作观念不谋而合;他也指导青年要“从事未经开发”的职业，这同我们当前方兴未艾的创业教育的某些内涵又相似。职业教育發展至今，已经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放在郑文汉所处之时代，他的一些理论观念和实践活动，无疑对当时职业教育的内涵起到了进一步丰富的作用。即使从当前来看，仍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方面。
（三）积极指导了其时的青年职业选择
作为较早关注职业指导工作的团体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20年3月成立了职业指导部，开展职业指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调研工作，如开展了“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推动职业指导提案，编辑出版了《职业实验谈》《职业指导实验》等资料和丛书，并在《教育与职业》杂志先后开辟“职业指导号”“职业心理号”等相关专栏，对职业指导和职业心理进行研讨，极大促进了职业指导理论研究工作和调查实践工作在民国时期的勃兴。郑文汉也在《教育与职业》刊发了大量有关国外职业心理出版物、国外职业指导发展状况和国内职业指导理论与实验的研究文章，为国内职业教育学者提供了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渠道，为当时国内的职业指导理论进展和实践工作提供借鉴。在《绸缪月刊》，郑文汉刊发了一系列指导青年择业的文章，从就业有益自身生存与丰富精神到能救国服务社会，从就业不能只关注报酬到怎样能提升报酬，从怎样才能乐业到先就业再乐业，等等。作为“语体文”为主的杂志，这些指导通俗易懂，不似理论研究文章，如《怎样对职业发生兴趣》《职业报酬限于金钱吗》《就业应有全盘计划》等。郑文汉对民国时期一些青年的现状描述大概展现了其时的失业多、就业难的情况。他的一些简单明了的建议与指导对当时青年就业择业的直接作用虽无可查考，但相信刊发在行业领域所兴办杂志《绸缪月刊》的系列文章，必然会对该行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就业择业起到某种积极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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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eng Wenhan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Kong Xiangguang
Abstract Zheng Wenhan is an important backbone of the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a well-known vocational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pionee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guid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He advocated that the people should serve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raining of vocational teachers， and he advocated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ducation sector and the occupation sector. He introduced foreign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knowledge and occupational guidance theories，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guidance abroad， and actively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areer guidance theories， carried out useful career surveys and test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areer guidance tools， and gave appropriate advice to young people. Zheng Wenhan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work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foreign vocational education elements， further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employment and career selection of youth at that time.
Key words Zheng Wenhan;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guidance
Author Kong Xiangguang， research intern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作者简介
孔祥光（1988- ），男，浙江传媒学院办公室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管理（杭州，31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