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诺曦
内容摘要：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众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都试图通过引进西方思想，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但若探究中国思想的本源，就会发现中西方思想在人性观念、民主思想以及历史观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本文以《四书》阅读为例，探讨了中西方思想在不同方面的具体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有助于深刻了解中西方社会发展历程的不同，同时更好地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中西方思想 差异 《四书》
严复先生在《〈群己权界论〉引序》中说：“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3）。这里的絜矩之道出自《大学》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概括，“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一〇），是指君子可以推以度物，推己及人。严复先生作为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在这里着重于东西方思想的共通点，因为他翻译的著作的目的是要引进西方思想，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但是，东西方哲学在自由乃至一些更大的社会伦理上是有根本性差异。
一.东西方思想在人性观念上的差异
严复先生讲“西洋之术”的真谛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4）。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对自由的界定最重要的因素在于自由的限制性。在必要的条件下，“私意”必须屈服于“公意”。公意是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暴政。因此，自由的具体内容关乎于个人权利的界限，有法律框架的约束。这背后的社会伦理基础是西方法理社会的逻辑，那就是对人性的悲观的判定，也就是悲观主义的认识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而中国哲学中，社会维系和谐的基础不在于法律，法律只是最低限的约束，“中国的价值系统因为没有预设客观化的、形式化的‘上帝的观念，因此法律没有绝对的神圣性，也占不到最高的位置”（22）。最高限的要求应该是道德，或者是儒家思想中的“仁义”思想。这种思想的立言宗旨是性善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有关于人性是善还是恶的详细辩述。
在人性方面，孟子强调性善论。这种观点的立言宗旨是人性善理论的表达模式对道德生活有促进作用，前提是人和禽兽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差异性才是人本性的体现。《四书》中孟子关于人性的探讨主要由两处，一是和同為儒家弟子的吿子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二是孟子关于人性善内涵的解读。但是，需要提出的是，儒家对人性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在性善还是性恶。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尤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
吿子认为人性不善不恶，善恶都是后天的，人性就是材料，可就被加工成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比如杀人的工具。表面看来，人性不善不恶论和性恶论有很大差别，实际两者之间差别不大。性善论并非说人性现实就是善的，而是说善在人性中是有根基的。而其他人性论强调的是善在人性中没有基础，那就意味着“善”完全是后天发明的，这就是历史主义和习俗主义的道德观，意味着所有的道德都是约定俗成的标准。西方思想中的“Natural right”—自然权利，也是自然正确，如果没有自然正确那所有的正确都是约定俗成，这必会导致虚无主义的结果。“戕贼”是指破坏性改变，也就是说道德是对人的破坏性改变，是对人性的禁锢。因此，必定会导致的结果就是“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也。”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人性的善就像水固定往下，人的本质倾向是善，人性之为人性在于它是人的本质倾向和可能性，这种不可磨灭的不可剥夺的不可动摇的倾向。现实中再恶的人，也有善的人性。关于“食色性也”的说法，第一人性不等于食色;二人离不开食色。
《四书》中另一个孟子关于人性内涵的论述出自孟子第三卷，具体阐述了“善”在人性中的体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忍”的直接含义就是残忍的意思，进一步说明了“善”在人性中是有根基的。
二.中西方思想在民主观念上的差异
孟子的“恻隐之心”和“四端说”中“恻隐之心”可以看做是“仁”的补充，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基础。儒家对“性善”的判定是儒家思想治国的基础。因此，在这种思想基础下，对一个国家和谐秩序更重要的就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自我道德的要求。而儒家思想的“仁”，便是这种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仁”的含义十分广泛，其中同西方民主思想有很大差异。
在1915年12月发表的《青年杂志》卷四中，陈独秀在《东西方民族之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谈到，“西洋民族以法律为本位，个人意志是在法律框架下、有制度保障的切实自由;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西洋民族以实力为本位;东阳民族以虚文（礼、义）为本位。”那么“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对于治国的方针，孔子认为最重要的“礼乐治国”。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篇中，孔子十分满意曾皙的回答“喟然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表面看来，曾皙的回答同治国完全没有关系，实际上体现了儒家“礼乐治国”的思想。“二程”在追随周敦颐后，曾经说过“迎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那么孔颜乐处，乐的是什么。清人对于这一段的解读是制度性解读，认为“浴乎沂”是关于修细的传统，风讽颂诗，归岿祭祀，也就是体现了儒家的礼乐精神。孔子赞美曾皙是因为他完全理解了儒家治国的礼乐精神。这种精神的背后就是“仁”的思想。
仁政的一般标准是“养生丧死无憾”，着重体现在对老者的安抚。我们的汉语文明是敬老的文明。敬老的社会比其他年轻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更健康。因为衰老是常态使我们每个人的未来，衰老本身是一种苦难，如果一个社会不给予衰老的人群一种补偿，那么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直在走下坡路的过程。而敬老的文明意味着人在衰老的过程中得到了补偿了，年龄很多时候就是德性的象征，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朝着一个有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和今天很多西方社会以青年人为主导是由很大差别的。
在《颜渊问仁》一篇中，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的仁学思想永远离不开“礼”。为仁由己，完全依靠自己，成为一个仁者完全依靠自己的主动性。“自”或者“己”是孔子谈到“仁”的核心。“仁”不等同于爱。“出门如见大兵，使民如承大祭”，说明“仁”是和敬畏心相关的。敬畏是非对象化的形式，和害怕是不同的，怕是有具体对象的。敬畏和和乐是两种非常重要的心态。
同时，儒家的“仁利之辩”补充了“仁”的含义。在《孟子见梁惠王》一篇中，详细论述了仁利之辩。“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利的广义用法上利和义是可以统一的，例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利的狭义用法是比应得的多出来的部分，后果就是不知止，而“仁”的逻辑是知止。广义的利则是追求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恰如其分，精神和身体的全面发展。儒家是不反对广义的“利”。“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见利思义”就是当今条件下的完人。当一切量化，人的品格成了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东西，其实不管值多少钱都是一钱不值。“王道”是儒家的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王霸义利”之辩中说明，王道政治是以德服人，霸道政治是以利服人。不能用力量要求人心悦臣服，这是王道政治，而霸道政治是用力量让别人臣服。今天这个世界上本质上还是霸道政治的思想。但是读《孟子》我们会理解，在儒家看来，如果王道无法实现，那么霸道也是可以接受的。欧阳修说：“哀莫大于无君”，所以最差的其实是政治秩序的缺失。所以这和西方思想中的抽象自由和民主有很大差别。
《子贡问政》一篇中，“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治国的先后顺序，首先要务实，安身立命是基础。儒家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非政治浪漫主义。治理国家的先后顺序是以“食”为先，道德为后。但是之后孔子说：“去兵，去食”。说明逻辑的先后顺序是以道德为先，食为后的。“子路曰：卫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强调的还是礼乐之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靠礼乐来规范。礼一是共同体生活的形式和节奏，二是每个个体生活的形式和节奏，三是规范每个人的义务和权力。礼包含了人的义务和权力，也和外物世界密切相关。名分和你所得所做都包含在一起，“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近来关于儒家思想最激烈的争辩就是儒家是否具有“民主思想”，关于这点，需要仔细了解儒家对个人和国家的看法。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强调上帝是完满者，但是矛盾之处在于不可能从个人主义推导出整个社会的次序。而儒家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是儒家对世界的根本理解，这是世界就是如此而不是应该怎样。事物不能等同，所以儒家不講齐物平等。任何人是有差别的，没有办法等同。“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也就是说政治分工。人群是分层的，有组织者和管理者，有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儒家看世界是基于这个世界是怎样而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人的差异性在儒家是首位，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如何构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就是说儒家也不讲抽象的民主和自由，永远是基于这个世界的现实。“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非是单纯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所忧之事有所不同。劳心者是如同尧舜这样的圣人，是可以忧天下的人;而劳力者是指“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这样的人是农夫，也就是普通人。所以儒家是强调社会秩序的，而社会秩序的首要基础是政治分工。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唯能”。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没有固定的产业还能有道德底线。有社会学的资料显示，一个社会想要保持稳定，人群中至少要有百分之五的人要有牺牲精神，这部分人就是社会的砥柱，是国家的担当者，在也就是古代所称的“士”，但这部分人毕竟是少数。“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无法做到有德。萧伯纳说过，我们为什么要消灭无产者，因为无产者是败德者。堕落不需要代价，一个人若是无法摆脱底层苦难的状况，所以堕落不要代价，“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所以王道就要给底层的老百姓安稳，但是这种安稳并非是说经济要发展到什么状况才能实现，儒家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不是指平均，而是不公平，因为儒家并非平均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有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固然重要，但大多数时候可能怎么样更重要。抽象的应该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才能发挥力量。一般的老百姓，衣食是基础“足食足兵足衣”。知足常乐是个抽象概念，如果一个人该做什么该得到什么都没有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那又如何说“足”。儒家相信在所有环境下我们都能实现志向，这也是中国哲学的传统，那就是没有目的论的传统，我们不是在追求下一个状况，而是在当前的状况下努力。而西方思想的传统就是追求一种完美的状态，不断追求下一个更好的状况实际是走入了一条不归路。所以比应然更可贵的是可能。
三.中西方思想在历史观上的差异
中西思想在历史观上也有很大不同。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基本理解，那就是历史总是在治乱中循环。我们不相信长治久安，当一个社会达到极盛之时，人们的怠惰之心越来越强，奋斗之心也会越来越弱。中国人长久对苦难有准备，所以当苦难来临之时，我们的平静淡然的。这和西方哲学家是不同的，西方哲学家诸如尼采、海德格尔等在面对历史的巨变时，能产生激烈的哲学思想，但中国哲学趋向于平静，自我内心调和。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谈到人类生活有三种样法，分别是西方、东方和印度。西方是意欲向前，东方是调和持中，这大致同《中庸》的道理一致。儒家不强调极端，而是检出中道观。程子对“中庸”的解释是“中不偏，庸不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的“天”不是西方的人格神，我们的文明早就去除了人格神的存在。“天”是造化之实体，按照海德格尔对实体的解读，那就是所有的事物都以之为根据，而其本身不能以其他事物为实体。这同庄子的“自本自根”也有相同之处。上天在造化人的时候把一种固定的倾向赋予人，这种倾向就是人性。“道”是根源性的价值取向，“率性”就是因任本性，让自己真正的本性支配自己的生活，凡是“道”就是每个人都能走得通的，并且是越走越宽阔的。
但是儒家同样也有民本的思想，是基于人和人之间互相尊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但是同西方不同，儒家认为国家必须存在，但是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百姓，为了给百姓更好的安顿。今天意义上的抽象平等，更像是港台新儒家的思想，传统儒家其实并不包含今天的“democracy”的观点。孟子和庄子的共同点在于对暴政的批评，时代背景是国家的运作逻辑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千乘之国”到“万乘之国”，战役的规模空前巨大，真正是民不聊生。所以这是儒家的“民本”思想。
四.结论
中西方思想在许多社会基础伦理上都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向了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余英时在《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中就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资本主义是中国的必经之路”（17），就说明中西方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民族特性选择不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2]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严复.《群己权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余英时.《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