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茵茵
1月23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封城。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监测显示，武汉切断对外交通的一周里，从外省进入到武汉的人次却在持续攀升。在这批逆行者之中，也有我一直梦想着成为的媒体人。
在“报纸销量断崖式下跌”已经成为描述报业现状难以回避的定语时，我也思考過，随着5G与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成熟，新闻人究竟是否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可否认，我曾一度悲观地认为，新闻业终将会被技术所主宰。
但在这场疫情中，一批又一批媒体人深入前线，走进病房，使围城之中的情形得以被注视，新闻理想与社会责任感不再只是存在于书本上的抽象概念，在从前线发回来的一篇篇报道中，我切实地感受到了。
记者或许不能像医生一样救死扶伤，但他们同样讲述有关生于死的故事。当我想到这些苦难多一份注视，城市就会多一丝光亮时，那些文字也充满了力量。诚然，他们并不是最伟大的那批人，却也同样在这场疫情中给过我鼓舞与希望。
新媒体赋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扑面而来的信息洪流也将谣言、真相这些新闻学中的古老命题重新拉回我们面前。
在疫情所掀起的这场信息大潮中，一对耐人寻味的反转是：“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导致民众哄抢双黄连，而患者家属的网络求助信息却遭受一连串的质疑与网络暴力。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受众并非缺乏核查事实与信息的意识，相反地，在新闻反转频频上演的后真相时代，人们的质疑精神足够强烈，只是理性的批判能力还未随之发展起来。而导致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过往人们似乎觉得没有交叉验证信息的必要。
互联网发展迅猛，受众媒介素养的培养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推翻与重建”的过程，而遭受网络暴力的无辜个体成为这一过程之中的牺牲品。当这一现状无法改变时，我只希望我们会在一次次的误判和试错中积累经验与教训，逐渐培养起信息核实这一现代人所必备的素养与技能。当然一个更美好的愿望是：即便我们没有辨别真相的能力，也不会失去共情的能力与基本的善意。
责任编辑：陈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