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文
前些日子，我問一位在邮政负责报刊信件投递的朋友：“你每天能送多少封书信出去？”朋友一脸茫然——除了那些公文信函，几乎没有私人书信。
一种失落感萦绕在我心头。书信，曾温暖过不少人的黯淡时光。
20世纪70年代末，大哥远在四川南充读大学。家到南充的距离，现在来看不过是四五个小时的高速路程，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辗转需要三天。
大哥离家那天，父亲肩扛笨重的木箱，大哥也是肩扛手提，乡邻们前来送别。“到学校后要给大人们写信。”瘦弱的母亲站在山梁上叮嘱大哥。
日子在秋风送爽里行走。十多天后，邮递员从偌大的绿色邮包里掏出一封汗迹斑斑的书信。“你大学生儿子给你们来信了！”
“儿子终于来信了！”不惑之年的父亲，犹如乡村里的赤脚孩子，风一般地奔跑回家。“他妈，大儿来信了！”皱巴巴的书信，在母亲眼前飞舞。
“来，都停下，听听大哥的来信！”父亲摇醒了恹恹欲睡的3个孩子。我们仨，文化尚浅，听不懂大哥信中提及的那些课程，只知晓大学很大，比我们就读的小学不知大了多少倍。
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大哥写回信。天刚染红，父亲把他熬夜写成的回信念给我们听。母亲时时打断父亲，要求父亲嘱咐大哥，说什么要自己照顾自己，要多吃肉，衣服要一周一换……那天的早餐，因为父亲要去赶集寄信给大哥，母亲破天荒地为我们一人煮了一个鸡蛋。书信交到邮局，我们静待大哥的回信。
毕业后，大哥响应国家支边号召，甩开父母殷切的目光，独自一人去了四川康定，但至于具体位置，我们一概不知。好在大哥与家里书信不断，亲情在书信里欢悦地流淌。
后来我上了初中，父亲把我叫到跟前：“你现在是初中生，以后大哥的回信就交给你了。”我诚惶诚恐，怎么敢与大学毕业的大哥书信往来？
那个周末，父亲拿出厚厚一叠信纸，他一句一句念着，我一字一字写着。
二十多天后，我收到大哥的回信，厚厚的一叠，还贴了两张邮票。打开信封，一份是大哥的回信，一份是我寄给大哥的书信。回信中，大哥尤其提到我，要我以后多写信给他，一是交流学习心得，二是通过写信提高作文水平。我寄给大哥的书信，标点、词语及句子，都被大哥用红笔一一改动，高人指点，方知自己写的书信错误百出，但大哥并没有打击我，而是鼓励着我。往后每一次大哥回信，我都要把他退回的书信一一细读，看看自己错误的原因何在。日子渐次分明，退回的书信中被改动的地方也越发稀少。
后来，我就读师范学校，那些年，我常常与大哥书信交流，自我感觉写作水平长进不小。恰逢学校文学社招聘新社员，我拿出自己刚写的一篇小文投石问路，文学社的辅导老师觉得我有写作潜力，就吸纳我为文学社的会员。
后来，文学社的刊物发表了我的一首散文诗，我兴奋地寄给远在康定的大哥。大哥除了祝贺，还给我寄来许多文学期刊，鼓励我多观察生活，写出有浓烈生活味道的文章。其时，大哥已有多篇作品发表在国内极具分量的文学期刊上，他也因此加入了四川省作协。那些日子，我与大哥的书信，交流更多的是关于文学。在他的润色和推荐下，我的小文也陆陆续续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现在的我，在文学上有了一丁点成绩，大半的功劳都应归于大哥。
时代飞速前行。现在，书信被电话、QQ、微信逐一取代，但我们的亲情依然如故，书信里承载的温度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