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正
摘 要 清雷浚《说文外编》是一部补充《说文》收字，沟通字书收字与文献用字的重要字书。雷氏广泛搜集经典常用而《说文》未收之字，考察了其与《说文》收字的渊源演变关系。雷氏汇集的材料可以让我们观察东汉以后汉字分化孳乳的历史和事实，有助于我们考察文献用字的现象与特点。黄侃先生《说文外编笺识》即体现了对此书的肯定。此书在文字整理、汉字发展史上都有不俗的观点，《说文外编》及其类字书在《说文》学史上的作用与价值应该加以重视。
关键词 《说文外编》 字际关系 字书收字 经典用字
一、 《说文外编》作者
《说文外编》，清雷浚撰，是一部研究《说文》收字与先秦经典用字及后来字书之间文字传承与发展关系的著作。前十五卷成于清光绪元年（1875），第十六卷补遗后成。
雷浚，字深之，一字广文，号寓楼，又号甘。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卒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江苏吴县人。以刊书为业，精于校勘。雷氏研究文字训诂之学，特别注重于“《说文》学”的研究。他一生交友甚多，曾亲及江沅、俞樾之门，多见乾嘉学派的老前辈，其学术活动同时受到乾嘉学派中吴派和皖派两家学说的影响。著有《说文外编》十六卷、《说文引经例辨》三卷。还将顾广圻《说文辨疑》、刘禧延《说文碎金》、雷浚自著的《说文外编》和《说文引经例辨》合刻为《雷刻说文四种》。
二、 《说文外编》版本与体例
《说文外编》现存清光绪二年（1876）谢文瀚斋刻本、清光绪十年（1884）吴县雷氏刻本、清光绪十四年（1888）石印本等版本。
《说文外编》前十五卷，先以内容分为经字和俗字两大部分，其中第一卷至第十一卷是经字部分，第十二卷至第十五卷是俗字部分。每一部分中，又以篇幅分卷。经字部分，先举四书中字，其次则是其他先秦经籍中的字。俗字部分列举《玉篇》《广韵》中的字，共十五卷，第十六卷为补遗。全书十六卷共收字1618个，沟通了1544组字际关系。其中经字1168个，俗字450个。书的后面还有两个附录。一个附录是“桂氏《说文解字义证》二条”，所引的是“《魏书》”和“顾炎武曰”两条。附录二为《刘氏碎金》，为光绪十年（1884）雷氏家刻本附录，该书谈语音流变，多言声转，颇有历史观念，雷浚曾为其作序。
雷浚认为，“凡经典字，《说文》不载，非不载也。读钮氏《说文新附考》可以知其大概”。于是，凡“《说文》所无，钮氏《新附考》、续考未及者”，雷氏“用钮氏法补所未及”，“从此兴发，遍及群经，旁及《玉篇》《广韵》，分经字、俗字”，编辑成帙，为《说文外编》十六卷。（见《说文外编》卷一）
俞樾在《说文外编·叙》中论述了该书的体例价值，即“于《说文》中求其本字，于他书求其通字，疑则盖阙，而《玉篇》《广韵》中字之常用而不可废者，亦附及焉”。可见雷浚一书所采取的方法仍然是传统的“以经证字”和“以字证经”，即补充字书中漏收的经书用字，以及为字书收字找寻文献语料。而具体到文献用例，《说文外编》所收之字可能与《说文》字头是异体关系，也可能是同源关系，抑或是通假关系。整体来说，这是一个大规模系联用字的工作。如卷三经字《易》：“亨，《说文》无亨字。详《卷二》烹下。”[1]卷二經字《孟子》：“烹，《说文》无烹字，经典烹字，多作亨。而《说文》亦无亨字。部首亯，献也。从高省。日象进孰物形。《孝经》曰： 祭则鬼亯之。许两切。又普庚切。又许庚切。……即享、亨、烹三字之正字。三读俱通，后人之耳。”可见雷氏从《说文》找到了享、亨、烹三字的本字为“亯”，并且论定文献之中习用字多为“亨”。雷氏所做的工作即是将《说文》所收字与纷繁复杂的文献用字沟通起来。整体来看，雷浚的研究态度是比较严谨的。凡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同时自己又未定的，皆存其疑，全书中雷氏共存疑164个字。
三、 雷浚《说文外编》研究特色
前代学者对《说文外编》评价很高，尤其在俗字研究中多有引用《说文外编》的研究成果。张涌泉（2011）《汉语俗字研究》把它列为治俗字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认为该书可以反映汉代以后的俗字特点。《说文外编》有以下学术特色：
1. 广泛系联，视野开阔
《说文外编》一书的本质是将《说文》未收的先秦文献经典用字的文字形体加以汇总。它往往先列出某字头，然后论述《说文》中无该字头字，再引出《说文》所收与该字头相关的字，结合后代字书与文献用字，判定该字头与相关字之间的关系。如：
玷 《说文》无“玷”字，《大雅》“白圭之玷”，《毛传》：“玷，缺也”。陆《释文》： 曰“玷，《说文》作”。案： 《说文·刀部》：“，缺也，从刀占声。”《诗》曰：“白圭之”，丁念切。又《缶部》：“，缺也，从缶占声”，都念切，声义并同。（卷四）
迨 《说文》无“迨”字，《隶部》：“，及也”。引《诗》：“天之未阴雨。”《广韵》“迨、同”。（卷二）
或者直接说明某字即《说文》字头。这其实是在做异体字的整理工作，更广泛的讲是同功能字的系联和汇总。他往往将《说文》所作训释与典籍注疏的词义解释互相参照，得出结论。如：
拼 《释诂》“拼，使也；拼，从页”。《说文》无“拼”字，《从部》“并，相从也”。知“拼”即“并”字。（卷九）
咋 《定公八年·传》：“桓子咋谓林楚”，杜注：“咋，暂也”。《说文》无“咋”字。盖即“乍”字，《孟子·公孙丑》篇：“今人乍见孺子”，赵注：“乍，暂也”。（卷八）
雷氏不仅关注《说文》所收字头与文献经典用字的系联，重文部分也纳入其研究范围。如：
鹊 《说文》作“”，在《鸟部》，为“舃”之重文，“舃”古文也。（卷四）
涉及联绵词的问题，雷氏会分列字头，但往往在第二个字头下进行完整的训释，第一个字头空列，不做训释。如“踟蹰”，“踟”只出字头，不做释义：
踟
蹰 《邶风》：“搔首踟蹰”。《说文》无“踟”字、“蹰”字。《止部》： 峙也，《足部》：“，峙，不前也。”即踟蹰。（卷四）
如果这一字形无法与《说文》系联起来，雷氏则实事求是，付诸阙疑，如：
履人赤黄，《说文》无“”字，未详。（卷七）
整体来看，《说文外编》一书有着广阔的文字学视野，将其所见到的经史子集中的文字字形均与《说文》所收字相比对参照，或寻求本字本义，或推寻演变痕迹。
2. 来源广泛，信而有征
《说文外编》多利用训释释义来沟通字际关系，广泛搜罗文献释义是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时异文材料也是其关注的重点。凡四部之书，佛典音义等无所不包。下试举两例：
億 《说文》无“億”字，《论语》：“億则屡中”，《汉书·食货志》引作“意则屡中”，汉《陈度碑》亦作“意则屡中”（《隶续》卷十九）。《孟子》引《诗经》“其丽不億”，此億字当作“”。《说文》：“，一曰十万曰”，是也。《汉巴郡太守张纳碑》：“光乎年”如此作。（《隶释》卷五）二億字，汉碑截然不紊，可知汉人以篆字为隶书，非以楷书为隶书也。至《说文》：“，安也”。此供之正字。（《隐公十一年·左传》“不能供”，杜注： ，安也。）与他“億”字不涉。（卷一）
蕑 《郑风》：“方秉蕑兮”，《毛传》：“蕑，蘭也”。《说文》无“蕑”字，《汉书·地理志》引此文作“秉蕑”。案： 此假借字，其正字当作“葌”，《说文》：“葌，艸也。”《一切经音义》卷二：“蕑，蘭也。”字书与“蕑”同。（卷四）
此二例足见雷氏爬梳全面，比对细密，而且特别提及了汉人“以篆入隶”的隶古定现象。雷氏把散见于同一本书中的关于某个字的材料一一搜罗排比，加以利用，着实为我们当下沟通字际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依据。其为沟通字际关系所使用的古籍包括： ① 小学类字书如《尔雅》《方言》《释名》《广雅》《切韵》《广韵》《一切经音义》《经典释文》《五经文字》《群经音辨》《六书正讹》《经义述闻》等；② 古代经典文献典籍有《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汉书》《后汉书》《世说新语》《文选》《水经注》《史记集解》《史记正义》《太平御览》《本草纲目》等；③ 碑刻文献材料如《拪先茔记碑》《隶释》《隶辨》《仲定碑》《曹娥碑》《陈度碑》《汉三公山碑》《童子逢盛碑》《汉荡阴令张迁碑》《汉司农刘夫人碑》《汉淳于长夏承碑》《汉故孝廉柳君碑》《汉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等；④ 其他学术著作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姚文田《说文声系》、钮叔玉《说文新附考》等。
3. 注重断代，沟通古今
汉字的发展是历时的累积物，汉字数量无限膨胀，就是因为历代形成的字形堆积在一个平面。如果归纳其历时层次，推寻其新字符形成与产生的时代，考察旧字符淘汰与退出的时代，对研究整个汉字发展史大有裨益。雷氏其时已经有了初步判定汉字发展史的观念与意识，如：
淚 《说文·水部》无“淚”字，“涕，泣也”，为“淚”之本字也。《易·萃》：“上六： 赍咨涕洟”，郑注“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檀弓》：“垂涕洟”，《正义》： 曰“目垂涕，鼻垂洟”，分别极明白。后世既以涕为鼻洟，不得不更制淚字。其字不知始于何时，《曹娥碑》：“泣淚掩涕，惊动国都，王襄童约目淚下落鼻涕长一尺。”涕、淚二字分用今同，然则其字殆始于魏晉间乎？（卷十三）
雷氏利用二字的使用功能，推理文字的产生时代下限，有理有据。“淚”字先秦文献未有用例，出土文献未见，较早见于《玉篇》：“淚，涕淚也。”雷氏的论定基本符合文字发展事实。
四、 雷浚《说文外编》研究意义
1. 有助于异体字的整理与规范
清代学者注重《说文》研究，《说文》所收字很多在古代文献中没出现过，古代文献中的字也有许多不见于《说文》，《说文》未收字很多都属于后出异体字。关于这个问题，钱大昕（1997： 159）在《说文答问》做了深入的阐述：
问： 许叔重《说文解字》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见于经典者几十之四，文多而不适于用，窃所未喻。曰： 今世所行九经，乃汉、魏、晋儒一家之学。叔重生于东京全盛之日，诸儒讲授，师承各别，悉能通贯，故于经师异文采摭尤备。……今人视为隐僻之字，大率经典正文也。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俟后人之决择。此许氏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已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
故《说文》未收之字有时俗用字与经典用字的差异，又有后世新造俗字。雷氏沟通《说文》收字与经典用字，为《说文》所收字找到了当代的时俗用字，体现了《说文》收字的传承与发展。雷氏尤其注重从《说文》所收字的系统性出发，讨论《说文》收字与遗字。这样的做法是对段注“以许注许”的延续和发展。如：
妥 《说文》无妥字，而偏旁有之。诸家各为一说。独姚氏文田据《汉书·燕王旦传》“北州以妥”，孟康曰：“妥，古绥字”，谓妥为绥之古文。今本《说文》绥下夺古文。浚案： 姚说是也，《小雅》“以妥以侑”，《毛传》：“妥，安座也。”即《士相见礼》：“妥而后传言”之妥，彼注云： 古文妥为绥。《商颂》：“绥我眉寿”，绥字陆音妥。《曲礼》：“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郑注：“绥读曰妥”，又“国君绥视”，郑注：“绥读为妥。”皆妥绥为一字之明证。（卷四）
雷氏吸收借鉴了姚文田的观点，认定“妥”为《说文》未收录字，又结合考察训诂学家注疏释义和注音材料，论定“妥”和“绥”为音义相同异体字。其表“安妥”义的“绥1”与“车中把也”的“绥2”构成同形字。
另一方面，雷氏考证当代时俗用字的《说文》本字，体现了其对许慎“形义统一”原理的认识与理解。如：
唼 《说文》无“唼”字，《一切经音义》卷六云：“唼，古文。”案： 《说文》：“，噍也，从口集声，读若集”。（卷十六）案： 当云唼，俗字。元应每以今为古，以古为今，此其短处，然唼之为则明白可据。《史记·吕后纪》：“始与高帝啑血盟”，《汉书·王陵传》作“唼血”，故《玉篇》“啑”下云“亦作唼”，盖一字也。《说文》亦无“啑”字，则亦当作“”。（卷十六）
雷氏汇集“唼”“”“啑”的同功能关系，并且追溯到“”字，逻辑清晰，明白有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同功能关系未必都是异体字，也可能是同义词换用。同时雷氏沟通异体字借鉴字书，又不仅仅依靠字书。异体字的沟通与整理，要广泛搜集文献用字，但又不能仅仅从字书当中辗转传抄。因为： 第一，字书将纷繁多样的语言文字事实简单化；第二，字书有编纂者主观的编纂意图，未必合乎真正的文献用例。雷氏搜集整理异体字，不仅有文字学的价值，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字词关系的理解和拓展。
2. 有助于字用学的完善与构建
李运富（2017）指出，异体字的归纳整理也要注意“用”，而《说文外编》正是论证字用学的绝好材料。它一方面给出了某一经典版本的用字情况，另一方面又沟通了《说文》形义本字的储存情况，有助于我们探究同一义项上不同文献的用字差异，可以探究他们选字用字的目的与观念。
絏 《论语》“虽在缧絏之中”，陆《释文》作“紲”，卢氏文弨曰：“唐石经避讳，凡从世字，皆改从曳，今本因之。”《释文》作于隋未亡前，尚不为唐讳。浚案： 陆法言《切韵》作于隋未亡前，陆德明《释文》自署唐国子博士，當是作于唐初，故不为太宗讳，《说文》有“紲”字无“絏”字。（卷一）
此处可以看出雷氏在汇集多个版本用字异文的情况，从《释文》《切韵》等书的成书年代判定《说文》的用字情况，强调了“避讳用字”这一用字现象，是值得我们后人借鉴的思路。
借鉴雷氏对字符产生时代的判定方法，还可以以此判定文字改字的现象，有助于文本校勘。
犒 《僖公二十六年传》：“公使展喜犒师”，《说文》无“犒”字，《五经文字·牛部》：“犒，劳师也。”《周礼》借“槁”字为之。案： 《周礼·牛人》：“军事，共其槁牛”，郑司农云：“槁师之牛。”释曰：“谓将帅在军枯槁之赐牛”，后文槀人槀字木在下，尤与《说文》合。《小行人》：“若国师役，则令槁禬之”，郑司农云：“谓槁师也。”《周礼》诸“槁”字，俗本尽改为“犒”，注疏本尚不误。（卷八）
按： “犒”字甲骨文、金文未见用例，何琳仪（1998）收秦文字“”字，当是“槀”字之分化。《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士匽为鲁君（槀）师”，也作“槀”。《五经文字》：“劳师也，见《春秋传》，《周礼》借槁字为之。”《集韵》：“、犒、稾、，口到切。饷也。或作犒、稾、。通作槁。”《周礼》正文中“犒”字可疑，但限于出土文献有限，雷氏所言可备一说。
陆宗达（1987）曾经指出：“《说文》之字与文献用字有所不同。处于使用状态的汉字，文献所用的汉字，由于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里既有时代的差异，又有社会风尚的影响，所以其状态是繁纷多样的。”雷氏沟通的文字信息可以作为下一步考察文献用字实际状态的参考，让我们看到《说文》构建的形义系统的理想性，也看到了文献具体用字的复杂性。
3. 有助于理解汉字发展史轨迹
洲 《舜典》“流共工于幽洲”。《说文》无“洲”字。《孟子》作“州”。陆《释文》于《舜典》不出“洲”字，于《周南》出之。可知陆所据《舜典》不作“洲”，《周南》乃作“洲”。然《周南》：“在河之洲”，《说文·川部》“州”下引作“州”，《尔雅·释水》“小洲曰渚”，《说文·水部》“渚”下引亦作“州”。《说文》“州，水中可居曰州，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可知水中可居为州之本义，引申之乃为九州，后世以引申之义为本义，别制“洲”字，此古今字之变也。（卷三）
按： 如雷氏所分析，“洲”字在先秦文献中即已出现，《经典释文》所据《诗经》的某一版本可以证明。因《经典释文》收录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俗字，故其分化最晚的时间不晚于魏晋时期。且“洲”字的分化属于本义分化，分化之初仍然表示引申之义，即“州县”义。如《南史·列传》卷五十八“五年，征邵阳洲，魏人为长桥断淮以济，邃筑垒逼桥，每战辄克，于是密作没突舰。”《南史·列传》卷二十三：“卢循自蔡洲南走，刘毅固求追讨。”《南齐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三十八》：“遣大将郁豆眷叚长命攻寿阳，及钟离为豫洲刺史，垣崇祖右将军。”而《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均未收录“洲”之“州县”义，当补。
棸 《说文·木部》有“棷”字，无“棸”字。《小雅》“棸子内史”，《汉书·古今人表》作“掫子”，盖“掫”讹为“棷”，又移木于下耳。（卷四）
按： 如雷氏所言，“棸”是“棷”改换构件位置形成的异体字，后又书写讹误为“掫”，《汉语大字典》未沟通“棸”“棷”二字异体关系，当补。
此外，对《说文》的说解用字，雷浚也有着非常清晰的汉字发展认识，如“蠇”字条下就明确说明“此假借字，许书说解中不必尽用本字也”。这种发展的观点，不一味的崇古尊古的理念是值得肯定的，其并没有像清代如段玉裁等很多小学家一样强求本字。陆宗达（2015）曾说：“季刚先生挑出不见正篆的说解字，是为了把古籍小篆与汉代当时的文字进行对比，他承认文字的发展，承认前代小学家所谓的俗字。”黄季刚先生这种思想是对雷浚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五、 雷浚《说文外编》之不足
1. 囿于《说文》，贬低后出俗字
雷氏坚持认为“凡经典之字，《说文》不载，非不载也”，所以他尽量在《说文》中寻求本字来求源探流。可是许慎收字时未能尽备，当时已经产生且流行的字有相当多《说文》并未收录，最明显的就是有相当多的《说文》说解用字不见于正文和重文。同时并非所有的新词都有文字记载，也未必能够在《说文》中寻得本字。汉语当中有些外来词、方言词可能本来就没有本字。王力（1980）曾说：“以为现代方言里每一个字都可以从汉以前的古书尤其是《说文》里找出来，而不知两种情形是超出古书范围以外的。”有些词可能有音无字，没有记录符号；有些词自外域传入，难以溯源。
2. 字头出现较晚
黄季刚先生的《说文外编笺识》是进一步推阐、诠释《说文外编》的著作。黄焯（2016： 433）说： “季刚先生笺识，发正其违失与补其所不知者数百条，录而存之，亦治小学之津逮也。”黄季刚先生纠正了《说文外编》字头判定较晚的失误。如矧，《说文外编》：“《玉篇》‘矧同‘矤《说文》： ‘矤，况词也，从矢，引省声。”黄季刚《笺识》：“先见《书》。”原因当是雷氏先用四书用字与《说文》比对，再考察五经，故有所疏漏。
3. 字际关系沟通失误
嘬 《滕文公篇》：“蝇蚋姑嘬之”，赵注：“嘬，攒共食之也。”《说文》无“嘬”字。《庄子·秋水篇》：“鸱鸺夜撮蚤”，谓夜聚蚤而食之，其字作“撮”，其正字当作“最”。《说文》：“最，犯而取也。”案： 犯而取与撮蚤之撮、嘬之之嘬，义并合，故陆庄子《释文》曰：“撮，崔本作最”，至“最”有训极者，其字实当作“冣”，才句切，辨见《说文》“冣”字段注。（卷二）黄侃云： 嘬者、之后出。作撮亦可，与最无涉。又云，最聚皆从取声，嘬为聚之后出字。
按： 雷氏所言“犯而取”与“撮蚤”义合并，不确。雷氏未明《经典释文》异文版本关系。此处崔本“最”实为“聚”之异体“冣”。二者通用源于魏晋南北朝“最”之异体“”，与“聚集”的异体“冣”形体极近混同。“最”北魏《元略墓志》作“”，唐《元婉墓志》作“”，《碑别字新编·随龙藏寺碑》作“”。朱骏声《说文解字定声》：“凡冣目、冣括、殿冣者字当作此，六朝后皆讹作最。”蒋礼鸿（2001）：“按： 取外切聚也之‘最乃‘冣形近之误。……其实《管子》之‘最亦‘冣字之误，从知‘冣之误‘最，其来久矣。”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积也者，冣通作最。”二字应是形近混同而形成的通用。
《说文》所收之字虽然是根据文献用字所搜集整理的，但是又明显带有许慎归纳形义系统的烙印。其字头在文献辗转使用中纷繁复杂，多彩多样，如徐铉《上新刊定说文解字牒》就认为“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针对这一现象，学者们采取不同的思路，有的是補充正篆字头，从晋代的《字林》到清代的《康熙字典》，多在不断地补充《说文解字》正篆数量上的“漏略”。从宋代开始，人们一直在增加《说文解字》正篆的数目。这一工作到清代钱大昕《潜揅堂文集》、钮叔玉《说文新附考》、郑珍《说文逸字》达到极致。另一类是沟通《说文》所收之字与文献用字之间的字际关系，如朱珔《说文假借义证》、高翔麟《说文字通》等。而《说文外编》正是这两种类型的汇集与总编，故俞樾《说文外编叙》曾经高度评价道：“其大要别伪体，定正假，无一字无根据，自是治经学小学者不可少之书”，“专纂一书成巨观者。”胡朴安（1984）《中国文字学史》也赞许了此类工作“此皆经典《说文》互不相见之字，而彼此互勘，各求得其字者。若能将以上各书所得之字，加以整理，合为一书，则经典相无而相有之字，或亦备于是也”。
整体来看，《说文外编》的补正是立足于文献用字的，是有明确文献依据的，根据《说文外编》搜集整理的字形，我们可以将《说文》的正篆与重文放置在整个汉字发展史的脉络当中去观察，更可以考察字书收字与文献用字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这为考察汉字汉语的互动关系也具有参考意义。
附 注
[1]本文一律使用规范简体字，个别例证涉及字体保留繁体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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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 郎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