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3日文章，原题：郑永年：文化中产与中国经济的未来贫困和低度发展制约人的道德水准，反过来，道德水准也会制约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文化若无法提高，经济就很难再上台阶。文化中产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
过去4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物质生活意义上的中产已经不少。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质中产群体，在文化上仍是“无产”甚至是“流氓无产”。即使是最富裕群体，也很难说在文化上已逃避“无产”的格局。问题在于，在“文化无产”格局下，中国如何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型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如何通过培养文化中产来培养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所有这些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甚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文化贫穷，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国所说的“不文明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底层，更发生在富人群体。在高档住宅区不难观察到，很多人在物质生活上已是中产或超越中产，但文化生活仍具有贫穷、甚至流氓的特点。他们不理性，不守法，贪图小利和小便宜。小区内没一点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内部可能富丽堂皇，出了门则脏乱差。自己房子已足够宽敞，却竭力侵占公共空间。没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产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产的产物。
此外，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知识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为了争名气或争金钱，纷纷加入抢流量队伍。一些学校甚至公然用流量来衡量学者的业绩。知识阶层一味地庸俗化，只为取悦大众。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培养一个文化中产阶层，在文化中产的基础上，培养一批文化贵族。当然，这里所说的贵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贵族，而是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一个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唯有这样，经济才会有希望，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
（作者郑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