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
人口红利期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而抚养负担较轻的“黄金时期”，我国经济的崛起也多受益于此。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有机结合，成本优势推动着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工厂”，巨大的发展成就与人口红利息息相关。
我国有近九亿劳动力资源、七亿多就业人口，人口红利基数较大，因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但目前关于人口红利消退的声音也很多。从《中国统计年鉴》来看，我国15-64岁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74.5%的最高点，此后一直回落，在2018年降到71.2%；同时，201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达到最低，为34.2%，此后逐步上升。这意味着在2010年之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抚养负担加重，压力不断加大。2014年，我国15-64岁人口的绝对数由2013年的100582万人减少到100469万人，此后总数逐年下降，更加剧了人们对人口红利的担忧。此外，近年来，我国劳动参与率下降也是导致人口红利降低的重要原因。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反映了潜在的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偏好。就目前我国九亿左右的劳动力资源来说，劳动参与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增加了九百多万经济活动人口。只有劳动参与率较高、失业率较低时，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对于人口红利减弱、人口负债期来临前的消极影响，提升劳动参与率显得至关重要，甚至能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一方面，促进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注重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与保障。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监测，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外出人数增速虽有减缓，但仍旧保持增长，农民工数量达到2.88亿。但农民工群体的参与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农村老龄化问题加剧，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这就需要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农民工群体的劳动保障不足，许多四十岁即退休返乡，若加快推动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就能保障他们工作到正常的退休年龄，更好地发挥潜能。
另一方面，按自愿原则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在此之前，针对某些企业中的“内退”或“退居二线”等制度，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和改革，提升效率，避免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对于身体状况良好、有一技之长、有继续留岗工作意愿的退休人员，可经申请延迟退休，同时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鼓励就业单位雇用中老年群体。
此外，教育与就业渠道双管齐下，提升女性群体的劳动参与率。许多研究表明，我国女性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不高，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婚后家庭分工的影响，另外则是由于未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力不高。对于前者来说，近年来随着电商等“互联网+”新型就业形态的出现，已为女性群体提供了更加丰富和自由的就业创业渠道，但还需进一步宣传与引领，并给予适当的政策鼓励与优惠；后者主要集中于相对落后地区，进一步保证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提升女性自身就业能力，并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才能使女性群体的就业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和发挥。▲（作者是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