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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慰安妇”铁证控诉

白人“慰安妇”铁证控诉

范国平

编者的话:日本二战期间在日本、朝鲜、中国以及东南亚占领区强征“慰安妇”是不争的事实。但一些日本右翼政客却公然否认。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处于日军占领区的白人妇女也曾被强征为“慰安妇”,甚至有男童被强征为“慰安男”。由季我努学社策划并翻译,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一书,用铁证拆穿了日本右翼政客的谎言。

作者玛格丽特·哈默尔-毛努·德弗瓦德维勒是欧洲著名社会活动家,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在荷兰启动的“荷兰项目实施委员会”主席,荷兰“慰安妇”受害者保密顾问。对于荷兰“慰安妇”历史的追寻和关怀,使得她在欧洲和日本享有崇高的声望,日本天皇夫妇、荷兰女王与公主多次接见她,日本政府多次邀请她访日。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很多荷兰“慰安妇”获得了日本“亚洲妇女基金”的补偿。

她们被日军称为“白马”

玛格丽特作为荷兰“慰安妇”保密顾问,了解到了大量第一手的日军在荷属东印度(1800至1949年间印度尼西亚由于受到荷兰的贸易殖民统治,被荷兰政府接管,史称荷属东印度)强征荷兰女性充当“慰安妇”的证据。

1941年12月7日,日军攻击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序幕。随后,美国、英国、荷兰以及澳大利亚都向日本宣战。起初,荷兰并没有料到会直接和日本发生战争。但是1942年1月,日本向荷属东印度发起了进攻,并占领了加里曼丹和西里伯斯岛。2月28日,日军登陆爪哇,一周后荷兰皇家军队东印度军缴械投降,日军占领了荷属东印度。随后日军将荷兰人安置在拘役所和战俘营中。而一些女性则被强征充当“慰安妇”,她们被日军称为“白马”。

作者对于她所接触的荷兰“慰安妇”充满了同情,她了解到荷兰“慰安妇”在战时以及战后的遭遇,并给予了最深切的理解和关怀。她的同情心和使命感,使她成了很多“慰安妇”最真挚的朋友。作者发现,绝大多数“慰安妇”都有着深刻的精神创伤。日军依仗暴力强加在“慰安妇”身上的邪恶暴行,让她们充满羞耻感和内疚感。而“慰安妇”自己是无法在内心深处排解对于遭受性暴力的羞耻感和内疚感的。她们害怕可怕的遭遇被别人知道,所以选择沉默。她们在心理上将自己关进充满绝望和恐惧的小黑屋,心理压力和彻骨仇恨让她们痛苦不已,甚至痛恨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可怜的女性。这些消极情绪经常会引起身体不适,甚至让她们病魔缠身。头痛、梦魇、神经衰弱,这些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伴随她们余生。

玛格丽特采访的荷兰“慰安妇”其实有很多位,但是最终同意她写进书中的只有8位,并且她们只同意玛格丽特采用化名写出自己的经历,这其中以埃卢娜、莉娅的故事最为悲惨。▲

(下图为著名的维护“慰安妇”人权斗士,受害者杨·鲁夫-奥赫恩)

埃卢娜的两个月噩梦

埃卢娜21岁的时候,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当时是1944年2月,她被关押在巴达维亚集中营。日军挑选了十多个长相俊秀的荷兰女孩,诱骗她们,说是要将她们送到烟草厂去工作,饮食待遇也将大幅提高,可是并没人相信日本人的话。随即日本人用枪逼着这些女孩登上卡车,送到三宝垄的日军“慰安所”。到了“慰安所”,埃卢娜就被强迫签下一点也看不懂的、全部是用日文写成的文件。签完后,她们就成了“自愿”为日军服务的“慰安妇”。

第二天早上,埃卢娜和8个同伴接受了“身体检查”。她试图反抗,但两个日本兵把她死死地按在桌子上,日本医生从她的下体开始检查。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怖、卑贱。在屈辱的检查结束后,一位负责管理她们的被称作“妈妈桑”的日本女人对姑娘们训话:你们要温柔地接待兵大爷,要让兵大爷们“开心、舒服”。“妈妈桑”要求姑娘们尽量要求“兵大爷们使用避孕套”,并且“兵大爷们完事后”,要用注射器往阴道里注射一种清洁剂,以保持身体“干净”,在因为日本军队非常害怕士兵被传染上性病。她们每个人都被取了一个日本名字,贴在了房门外。

当天晚上,一个日本军官来到埃卢娜的房间,粗暴地夺取了她的贞操。埃卢娜对那名军官大吼,拼命甩开那双想要抚摸自己身体的大手,不准他碰触自己的身体。她拼尽全力地踢、推搡、撕咬、抓挠对方。日本军官抽出寒光闪闪的军刀威胁她,并使劲抽打她的嘴巴。埃卢娜力气用尽,无法反抗,军官强行压住她,剥光了她的衣服,强奸了她。随后,她又受到日本医生和“慰安所”老板的强奸。后来埃卢娜从同伴那里知道,她们也受到了同样的摧残。日本军官享有强暴处女的特权。

第二天,埃卢娜开始了“接客”生涯。日本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她的房间强奸她,不顾她的哭泣和哀求,粗暴地侵犯她。一个完了以后,下一个接着来,没有尽头。埃卢娜和同伴们被带到的是为下级军官和士兵服务的低级“慰安所”,这些禽兽从来不使用避孕套。有同伴发疯似的数次扑向日本兵的刀尖,拼命抵抗,但根本无济于事。“慰安所”老板恐吓她们,如果再反抗,就杀掉她们在集中营的家人。

几天后,姑娘们都像没有意识的木偶,习惯了连续不断的强奸。埃卢娜每天要遭到20个左右的日本兵的强奸。她像行尸走肉一样,任凭日本士兵欺负。她在遭受强奸时,尽量去回想小时候一些美好的事情,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减轻痛苦。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两个月,突然有一天,这家“慰安所”被突然关闭了。原来,日军接到了东京传来的命令,要求各地将那些关有从集中营强行抓来的女孩子们的娼寮立刻关闭。因为把女性从集中营抓走并强奸是违反国际战争法规和《日内瓦公约》的。

埃卢娜被送到了茂物附近的戈塔帕利集中营。可怕的是,埃卢娜发现自己怀孕了。对于凌辱自己的日寇的憎恨,最终让她下定决心,选择堕胎。集中营条件简陋,没有任何麻醉药,老天爷怜悯她,手术一开始,她就失去了知觉,胎儿被集中营的荷兰女医生取了出来。▲

生下混血儿的莉娅

莉娅的故事是极凄惨的。她刚满13岁,就被日军骗到位于托萨里的日军南方航空队的营地。莉娅和同伴们原来以为来到这里,主要是做一些诸如打扫卫生、洗熨衣服之类的家务活,因为日本人抓她们来的时候,说是让她们“照顾日本官兵的生活”。很快,莉娅发现,“照顾日本官兵生活”不是她想的那样。有一天,她正在打扫走廊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兵。两个士兵突然抓住她,把她拖进房间,扒光了她的衣服,全然不顾她的哀求与反抗,她被轮奸了。

从那天起,莉娅每天都会被强奸数十次,导致她两次怀孕。第一次怀孕,被日本军医强行堕胎。手术后没几天,她又开始被日本兵周而复始地强奸。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怀孕了——每天遭受几十个日本兵强奸,他们又不使用避孕套,怎么能不怀孕呢?这次日本军医同意了莉娅的哀求,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在她分娩之前,日本兵仍像往常一样对她疯狂强奸,没有因为她是临产孕妇而停止伤害她。1943年10月,莉娅的孩子出生了,两个日本兵当着她的面,把孩子杀害了,随随便便地把孩子的遗体抛在了屋子外面。莉娅当时伤心欲绝。

随后,莉娅被带到了一所房子里,那里住着一位名叫吉田的军官。吉田一开始对她挺好的,照顾她的饮食,让她好好休养。可是等到她身体恢复后,吉田每天都要在她身上发泄兽欲。如果她拒绝,吉田就要狠狠地打她。吉田除了让莉娅满足他的性欲外,还命令她洗衣服、打扫卫生。吉田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和莉娅说说话。这让她感受到了一点点人的待遇。1944年10月13日和1945年8月26日,莉娅为吉田生下了两个男婴。

1945年9月,吉田被盟军关押,16岁的莉娅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母亲身边。母亲虽然在战俘营中被折磨了三年,但是她仍然热情地接纳了莉娅母子。可是在几个月后,莉娅父亲回到家里。他痛恨日本人,不顾妻女的哀求,硬生生地把莉娅和两个孩子赶出了家门。莉娅幸运地碰到了自己后来的丈夫、年轻的荷兰士兵汉斯,他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莉娅母子。

就在莉娅准备给孩子洗礼的时候,吉田跑来找到莉娅,请求莉娅让孩子和他待几天,因为他很快就要被遣返回日本了。莉娅心一软就同意了。1946年5月28日两个孩子完成了洗礼,随后被送到了吉田所在的芒加莱收容所。到了约定的日子,莉娅和汉斯去收容所接孩子们回家,收容所长却告诉他们,日本军人几天前就被遣返了。显而易见,吉田骗了他们,他把孩子们骗回日本了。莉娅感觉被推进了深渊,终日以泪洗面。接下来的几十年虽然费尽周折地寻找,但她始终没有找到两个孩子的踪影。2007年8月,莉娅带着骨肉分离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被强征做“慰安男”的4个孩子

书中还披露了另外一个惊人的事实,日本军队竟然强征过“慰安男”。有4名荷兰男子向玛格丽特申请了亚洲妇女基金会的“补偿”。

这4名男子在自己8-12岁时,遭遇了日军残酷的性暴力。他们被人数或多或少的日本军官、士兵,长达数月地、经常性地强奸。实际上他们当时还只是男孩。有1个男孩被2名日本军官轮奸了数月。另外1名男孩,被四五个日本兵轮奸了数月。另外2名男孩,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集中营中被大群日本看守轮奸,长达数月。

日本军人当时强制4个男孩配合,否则就杀死他们的家人。4位荷兰男性受害者当中的一位,同意玛格丽特将自己的材料,提交给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

这4名受害者都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压抑综合征,他们回到荷兰后,不敢讲述自己的经历,性格变得愈发孤僻。他们上学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用玛格丽特的话说,他们在学校里是孤独的孩子,由于恐惧,他们什么也不敢做,总是缩手缩脚,很难和老师同学们相处。长大成人后,这4位受害者的生活也都异常艰难,他们饱受噩梦的折磨,患有严重的头痛及其他很多生理疾病。他们无一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他们形成了恐惧型人格,害怕与人交流。虽然其中3人结婚生子,但是他们与家人交流时也会出现沟通困难的局面。

据“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研究,单单在荷属东印度,就有3万名女性曾在日军的“强奸中心”受辱。本书记述的荷兰“慰安妇”玛露塔也是日军制造的“三宝垄事件”的受害者之一,当时日军强征了100多位荷兰妇女充当慰安妇。由此可见,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及占领区内的西方国家妇女充当性奴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这些悲惨的经历给她们的人生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霾,她们很少向外人透露不堪的过往,很多人选择了沉默。▲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季我努学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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