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叶孝忠
如何摆书肯定是一门学问，正如时装品牌店的布局都有专人设计，希望突出品牌形象。在欧洲旅行，笔者经常看见小书店，一看门口摆设，就可决定是否要走进去。
日本书店深谙此道，摆书风格一改变，整个书店的温度就会不同，记得东京有家小书店的摆书很有趣，其中一个书架，精选了由作家到建筑师等各行各业人士所推荐的10本书。我其实是很想知道家庭主妇或退休老人在看什么书的。日本人善于开书店，东京的森冈书店一周只卖一本书，为有选择恐惧症的读者造福，据说以这样的方式竟然也卖出不少书。做别人不敢做或没做的事，这样的勇气和创新力不是人人都有的。
书买多了之后，如果不积极丢书的话，也时不时要思考摆书这回事。一本正经地根据作者、地区、类型来分类，这种富有逻辑的分类的好处不用细说，但这是最好的方法吗？我能不能根据书脊的颜色来摆放呢？这样书架就成了家里一道安静的彩虹。
笔者的书架上有一套整整齐齐的指南，摆出来的统一样式也赏心悦目，但这样的摆书挺无趣的。于是我在《云南》指南旁边放了汪曾祺的《昆明的雨》，让理性的路上，多了一条曲折小路，带领我去不曾去过的地方。在《土耳其》指南前后摆了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挤上一本厚厚的尚未看完的《伊朗》历史，看看还有空间，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先知》也放了上去，这样摆放，生活就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它们之前有清楚和不清楚的联系，正等待着我去挖掘。知识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它们不是各自为政的，两种看似不相关的学问，靠近之后或许能擦出全新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