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日新闻》7月8日文章，原题：认为“中国=监控社会=黑暗”的日本人忽略了中国的现实在中国有超过2亿台监控设备，企业基于人们网购和手机支付记录等大数据对个人用户进行信用评价，形成了所谓的“监控社会”。但《幸福的监控国家——中国》一书的作者、神户大学教授梶谷怀表示，大部分中国人接受这样的现状。
这是为什么？“监控社会”的负面影响是让人们的隐私泄露给政府和企业，但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在金融、医疗等服务方面能够得到更为便捷、更为高效的服务。很多人认为，两者相比，便利性更大。
对中国“监控社会”的批判源于一些西方国家持批判态度的媒体，日本媒体于是也跟风进行批判。遗憾的是，很多日本媒体似乎无法以独立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变化。
当我们讨论“监控”的时候，往往会预设对立的立场，比如“是社会安全还是个人隐私更重要”“是便利性还是人权更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当前，“监控社会化”自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现在，为了应对疫情，“监控社会化”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对于政府监控的探讨和接受度，与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有着巨大的联系。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建设性的讨论中，基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来加深人们对个人信息管理与整合的理解。
对于中国人来说，极其现实的想法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方面，国家限制人们的部分自由和权利是合理的，这是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
但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即使目的正确但也不能无视人权”，即强调过程和方式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实际上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并不被接受。在应对疫情方面，正是基于“监控社会化”，中国才以最小的代价控制住了疫情。▲
（陈洋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