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5月6日文章，原题：上大学如何成为一场脱离学习的残酷竞争婚姻占据着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描绘的19世纪初贵族社会的舞台中心。优秀的伴侣是多用途资源，或用于阶层攀升，或用于王朝延续，或用于满足个人情感。教育和工作并非通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通道，精英阶层不关心教育，鄙视工作。现如今完全不同。富人不再鄙夷工作，反而拥抱工作，精英群体总是吹嘘自己的工作负担。与此同时，教育成为精英群体保障收入，将特权传给子孙的通道。
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中，精英工作占据了高收入榜单。美国最富有1%家庭中有一半是金融专业人员、上市公司副总裁以上高管、高级管理顾问、律所合伙人以及专科医师。通向这些高收入岗位的通道则是精英教育。今天的教育就像是从前的婚姻，学生和学校面临紧张的双向选择。一方面，高分学生几乎都想去名校，另一方面，所有高校也都希望录取高分学生。大学竞争学生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学生竞争大学入学名额的激烈程度。
竞争的最明显缺陷便是，只有特权阶层才能可靠地获取获胜所需的终生教育。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加在一起，招收的来自最富有的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整个底层的学生还要多。另外，学生在选择学习技能时会变得扭曲，他们会选择那些产生最高收益或最大声誉的学科，比如金融和法律，而太少人选择教育、护理甚至工程。
正如人文经验的多种多样，教育的内在价值也有多个维度。我们需要改革。一旦财富和社会地位不取决于上哪所高校，学生们便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而学校也可以卸下负担，恢复多样化的教育长处。从教育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学生和学校或将履行教育的承诺：帮助人们认识自身，真正地成为自己。▲
（作者丹尼尔·马尔科维茨系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晓雄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