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琰
摘要：韩非子曾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人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守护者，儒家文化和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二者之间既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在文人身上得到了最好的结合，是为“儒侠精神”，文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志而不得的时候，“仗剑走天涯，救助贫弱”就成了文人的另一条精神出路。
关键词：文人;侠文化;儒侠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先秦时期，“士”这一阶层逐渐壮大成为“文人”这一群体。从孔子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共同建立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文人有文人的自豪，但也有文人的千古之痛。“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无一不直指文人的痛楚。文人无用，古已有之。整日伏案、体弱多病的文人都希望有个强壮的身体，于是天真浪漫的文人在自己的精神时空中开启了一场梦想之旅。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一直以来主宰着文人的思想，但由于封建社会选拔人才制度的局限性，大部分的文人注定要与这条社会主流擦肩而过。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士族门阀垄断了人才选拔的通道，更加阻碍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而文人的内心是向往自由的，于是只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毕竟像杜甫这样穷达与否，都能兼济天下的文人是少数，像屈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的也是极少数，于是才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和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和狂放不羁的李白，以及“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苏轼。
这些人无一不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异的人格，即侠客人格。文人和侠客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两个群体，历代的统治者最烦最怕的就是这两个群体。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两个群体一旦结合，中国社会必然天翻地覆。
《荆轲刺秦王》中荆轲就是先秦时期“文人型”侠客的最佳代表。荆轲是卫国人，后来迁居燕国，其人好读书击剑，曾经上书卫国国君谈论治国之道，也曾云游过许多国家，并经常与人斗剑论剑。后来来到燕国，与高渐离结为知己，又因为机缘巧合，被燕国处士田光推荐给在秦国当了两年质子刚逃回国的太子丹。太子丹在秦国做质子的日子，饱受凌辱，太子丹十分气愤，后来秦国实力越发强大，北上灭赵，既而秦国大军直逼燕国国境，太子丹公仇私仇一块了结。“荆轲刺秦王”这一核心事件才拉开序幕，“易水送别”一处太子和知道这件事的门客都着白衣戴着白帽来到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来刺杀行动失败，荆轲依然还能保持箕踞以骂的姿态。
“士为知己者死”是战国时期侠客们所崇尚的信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客是文人世界的实践者，尽管侠客们最终的结局都令人唏嘘不已。但不可否认是的侠客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英雄，都或多或少的带上了悲凉的色调。无论是金庸笔下的“乔峰”还是施耐庵笔下的“林冲”，一个“自杀以谢天下”，一个被逼上梁山。即使像《烛之武退秦师》中的烛之武，他虽然不属于“侠客”这一范畴，但当时“夜缒而出”也是冒着九死一生、身死人手的风险去完成使命的，侠士之风不言自喻。
“仙风道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时代标签，社会动荡、政治四分五裂，汉武帝时期厉行的察举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推行，官僚社会被士族门阀垄断，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士大夫不满时局，普遍崇尚老庄，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向往出世入仙和逃避现实的情调很浓。一般士人的为官渠道被堵塞，要么寄情山水如五柳先生，要么置身事外如“竹林七賢”。
官僚阶层出身的王羲之却跨越社会阶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是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对当时消极避世的社会风气提出的有力批判。他虽然没有“仗剑走天涯”的侠客之行，却能在混沌的世风之中大胆发声，生和死是不能等同的，言下之意，活着就要好好活，这样死亡来临之时才不会畏惧。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比起一般文人，王羲之身上多了一份从容与坚毅，他是“精神”上的侠客。
唐宋以后，特别在唐朝，文人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地、有意识地延侠入儒，以侠补儒。同时，又不断引儒改侠、以儒并侠，使之更符合社会需求，从而带来中国历史上文人儒侠并行的高潮，成为千古文人侠客梦的黄金时代。唐宋作为大一统的朝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尤其是宋朝，作为文人的洞天福地，给了文人最大的包容，让文人自由的灵魂能在广袤的精神时空中自由翱翔。一身“游侠”风韵的李白，自带“谪仙人”的风骨，在天地间自由纵横。“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是一份怎样的侠骨豪情。《侠客行》一诗便是最好的诠释，李白浪漫飘逸的灵魂，向往着在不同角色间穿行，“侠客”自是不可少的。这首诗通过装束、兵刃、坐骑来刻画侠客的形象，即使最终行动没有达成，但侠客的骨气依然流芳后世，并不逊色于那些功成名就的英雄，全诗表达对扶危济世的侠客的钦慕。同时，也表现出李白骨子里的侠风义胆。
宋朝时期的苏轼，一生仕途百转千回，屡屡碰壁，却丝毫没有消减他“书剑飘零”的梦想。他在《江城子 密州出猎》一词中豪情长叹：“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尽管和大多数文人一样，苏轼一生从未亲临过战场，没有侠客的刀光剑影，但文人都是以笔为枪的，从这一意义上，文人也是侠客。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同一时代的著名词人辛弃疾，就是唐宋以后难得一见的文人中的侠客，他一生览尽世事兴衰、民族伤痛，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贼如入无人之境，实现了文人与侠客的精神叠加。
文人一代又一代换了很多，梦却一年又一年延续着。一边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一边是侠客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两种思想糅合在一起，融入文人体内，成为一种特殊基因 构成文人的侠义内核，让他们能纵横于现实，又超脱于现实。在志而不得的时候，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来编织自己的侠客梦。
于是，文人在狭小的封建社会建构中又多了一个精神归宿，虽然这终究只是种理想，仅仅是疲惫的身躯在现实中的短暂休憩，但文人们被重重现实弱化了的自我瞬间又得到了美化，重拾灵魂继续行走在人生的路上！
参考文献
[1]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5.
[2]汪聚应.唐代侠风与文学[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年.
[3]李欧.论儒侠互补[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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