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旸
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下，披上权力的外衣，不再能被有效约束，谁都可能成为恶魔。
如果没有结尾的那段花絮和彩蛋，或许可以只把《冒牌上尉》看做一部非常优秀、工整的历史题材作品，而结尾那段寥寥几分钟的荒诞秀，让这个故事显而易见地成为一部穿越时间的寓言——那个散兵游勇组成的二战士兵小团体走上了现代德国街头，对着悠闲的人们怒目相向，大肆劫掠。当然，这一切都被呈现得不乏搞笑色彩，但反而提纯了这个故事的严肃性。它有时让人们想起之前那部著名的《希特勒回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冒牌上尉》不过是借了二战题材的壳，意在探讨有关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人性、人心的篡改，或许，还可以将它看做一部二战版的《浪潮》。
《浪潮》的故事发生在课堂上，眼见着一群吊儿郎当的学生如何变得癫狂又嗜血；而《冒牌上尉》发生在战场的大后方，但实际也没什么差池，一个底层士兵意外捡到了一身高级军官的军装，他穿上之后，立刻变了一个人，衣装加身，权力附体。
威利赫罗德不过是个19岁的国防军逃兵，即将倒毙于饥寒交迫，或许他自己也未曾想到，救了自己一命，又让自己莫名飞黄腾达的只是一身衣服。电影的开篇呈现了这个年轻男孩穿上军官制服后小心翼翼地模仿上级讲话和训诫时的语气与动作，那个时刻，一切都不过是出自他自顾自的恶作剧。但是，当看过了故事的高潮与结尾，再度回想起这个开端。释放魔鬼的一刻，就连他自己都并不知情。
《冒牌上尉》的故事发生于纳粹德国即将落败的时刻，士兵们士气大挫，惶惶不可终日，低阶士兵死或逃亡，高阶军官骄奢淫逸，一幅末日即景。这二战结束前最后的两周，成为了一切魑魅魍魉幻化成魔的最佳土壤，威利赫罗德就意外成为了其中一个。周遭的士兵、军官、同僚、平民、负责稽查军纪的宪兵队、甚至电话另一端的上级，都被这个年轻人煞有介事地颐指气使震慑住了——没错，最重要的是“煞有介事”，有时，这种表演性的自信比真的拥有权力更加重要。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很少有人能够穿透外部的迷障，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只会迷途于他人表演的虚张或者故作的谦卑中，高下、尊卑、自我矮化或者自命不凡，有时都基于某些脆弱的、荒诞的、虚假的细节。那之后的一切成为了一场表演的盛宴，继而也成为一场人性实验，不受约束的权力将一切如何推向深渊。
最初是一点点小小恩惠的笼络，其实，连恩惠或许都算不上，不明就里的士兵看到了威利赫罗德，以为真的遇到了上级，威利赫罗德扔给他一个苹果，算是把第一個人招致麾下；继而，开始行骗，去往餐馆，以为民众要回被掠夺的财产为名换得了食宿和敬意；再向后，收编了一个一直作威作福的散兵游勇团队，直到最终，在那看守营里，甚至把杀戮变成了一场游戏。站在天寒地冻的夜晚，他举起枪，将几个拴在一起的犯人当做了活靶子，这是他第一次穿上军官大衣之时，自己开玩笑时幻想出的一幕，仅仅两周，他用真枪实弹实现了一切。
恩威并施，这就是他得以“成功”的基本法则，没有任何崭新的内容，但足够奏效。给予一些人特权，再给予普遍的恐惧，在这二者之间辗转腾挪，一切都走向不可知。事情抵达最癫狂的时刻，人们饮酒纵乐，那场面让人想起《索多玛的120天》，一种即将被毁灭前最后的狂欢。
黑白影调，真实改编，二战场景，让《冒牌上尉》有了天然肃杀之气，而看着这故事兀自生长，就会发现，它越来越可以脱离战争背景和战争片的框架，而变成一道穿越时间，可以问向历史，也可以指向未来的谶语。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下，披上权力的外衣，不再能被有效约束，谁都可能成为恶魔。这无关于一个人的出身、种族、年纪或者性别，更多的来自于人性深处的善与恶到底哪一部分被真正激发，哪一部分被有效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