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
高考，既是高校选人，又是一次学生依靠自身努力完成的阶级流动。前者讲究有效性，后者被期望有公平性。这两个特性可以共存，但在某些情况下，又隐隐相斥。
招生的自主性是这些年来不少高校努力争取的权利，争取过程之艰难，素有耳闻。在浙江进行的三位一体招生，便是高校招生自主性的较好体现。全省统一的高考之后，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一流高校，均要在浙江进行自主命题的笔试、面试，考生的高考成绩和自主命题的笔试面试成绩各占一定百分比，综合排序后录取。
这一招考模式即将在北京进行，政策公布后被诸多学生家长抗议。家境中下游的学生，将更难考上一流高校了，毕竟，无论是学科竞赛难度的笔试还是需要靠日常积累的面试，都对学生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提出了隐性要求，阶级流动的实现愈发艰难。
一名网友评论说，清华、北大都是公辦高校，公办的学校为什么不更敞开向农村孩子开放？按目前的政策来看，公办高校的资源是开放的，但也是有限的。教育公平性、普惠性的使命，由高校扩招来完成，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可以接受进一步的大学教育。而其中最优质的一流大学，则通过最有效的自主招生，选拔出符合他们期待的一批学生，用有限的资源对其进行培养。在这个过程中，高校的思考路径是自上而下的。而学生和家长的思考路径则是自下而上的。有效性与公平性在此产生了矛盾。出发点不同，你无法责怪任何一端的思考模式，能在其中调和的，唯有国家政策。
目前，优质高校在中西部连片贫困地区均有单独的招生名额，但对于东中部普通乡镇、农村来说，这里的孩子不乏可培养的优秀人才，他们如何能在高校的自主招生中获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机会，并在这样的机会中被人鉴别出来，是个难题。
在满足高校招生自主性、全国高考公平性的前提之下，如何给予这些学生机会，或许是国家政策需要兜底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