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璇
“从改革开放40年来看，可能前期更多强调的是问题导向。按照中共十九大的要求分两步走，就要考虑根据目标导向的原则积极推进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攻坚突破。”
1978年被认为是改变命运的开端，对中国整个国家来说是这样，对个人亦是如此。
那一年，高考制度恢复，彭森参加了第一批全国统考，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来到当时热气腾腾的北京。
和他一起入学的同学们虽然在年龄上有着几岁到十几岁的差距，但是在目标理念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在思考如何改变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
中国是农业大国的事实决定了改革初期的突破口在积贫积弱的农村。大学期间彭森最关注就是农村改革，“当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做一个‘百村调查，我们专门跑到农村一个村一个区地做调研，给中央写报告。”
毕业后彭森回到家乡分配到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正值东北工业结构调整和城乡所有制结构剧烈变革，受到经济学家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启发，他开始思考探索辽宁的十大结构改革课题，并发表一些研究成果。1984年彭森成为辽宁省委破格提拔的两名大学生副处长之一。
1985年，彭森从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调入围家体改委，开始了长达30余年更接近改革核心的工作，亲身经历了改革中大大小小的故事。
1980年5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两年后，1982年3月，五届人大批准正式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国家体改委的规格高于一般部委，超越部门的利益。在很长时期中，国家体改委的主任均由时任国务院领导兼任。2014年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参考了原国家体改委设立时的职能、架构和运行机制。
“当时体改委的主要工作是规划、协调和试点，规划是做改革的总体设计。协调是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织试点。凡是重大改革先要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再全国推广。”彭森见证了改革目标模式演进的整个过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需要在改革试点探索的基础上，总体规划、顶层设计。”
上世纪90年代初，“姓资姓社”的争论甚嚣尘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样的模式，国内外都在观望。
“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概念？”这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3年访华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同为牛津大学校友的彭森陪同撒切尔夫人会见我国党政最高领导人，一路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和总体框架。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彭森和国家体改委同事们受命开始着手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框架任务。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華决定组织力量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和改革步骤，在时任体改委秘书长王仕元领导下，同为综合规划司副司长的彭森和曾国祥俩人具体负责牵头，在三元桥的实华饭店，组织十多人进行专题研讨，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进行阐释。
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1992年10月5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设想》完成，后又被称为“实华报告”。这为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准备。四梁八柱是源于中国古代建筑学的术语，当时被引申为改革主要领域中各项任务的概括。在现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顶层设计中，“四梁八柱”被重提。
“这是个比较形象的说法，除了农村改革、所有制改革、市场价格改革和宏观调控体制改革被称为“四梁”以外，还有八个具体改革任务，相互联系支撑，共同构成改革的基本框架。”彭森解释道。在实华报告基础上，彭森、曾国祥编写的《市场经济总体构思》一书于1992年底出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这个概念直到20年后才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之中。在彭森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走的是一条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从一开始在体改委任职，一直到后来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再到十二届全同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彭森见证了几十年来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决策过程。在他看来，从1978年到2018年的四十年巨变，改革一次次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桎梏，不断探寻更合理的生存空间，并不经意地埋下新一轮改革的契机和动力。过去的改革主要强调问题导向，今后要侧重目标导向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提出中国改革推进的方式可分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两类，这在40年改革开放中是如何体现的？
彭森：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是我最早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对于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的看法比较一致，后来包括领导同志讲话、中央的文件也多次提及。中国改革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什么问题阻碍发展就对什么领域进行改革，让改革为发展开辟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包括对外开放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提出来的。
目标导向的提法近年也被越来越多的同志接受。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改革开始重视总体规划。如1986年“价、税、财”联动改革，1987年的“三五八”规划。真正按照目标导向筹划改革是到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规划确定改革的重点任务，形成“四梁八柱”的改革任务框架。但是分税制改革、汇率制度的改革等仍旧属于问题导向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财政实行的还是财税包干体制，包括大包干、小包干、递增包干体制等。这种体制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也造成了“两个下降”的后果，即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979年的28.4%，下降到1992年的12.6%；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41.5%下降到22%。当时全国的财政也只有三四千亿元，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要向地方借钱。时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向新部长刘仲藜移交工作时说，“我交给你的是一个烂摊子啊，我这个财政部长现在只剩了‘背心裤衩了，全留给地方了。”所以当时分税制改革也完全是问题导向。近几年推进的供给侧结柯性改革，实施“三去一降一补”，总体上也属于问题导向性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