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甜
遭班主任猥亵的第二天，高中女生李奕奕就去了学校的心理辅导室，见到了一位年轻女老师，她第一次将自己难以启齿的遭遇向这位老师倾诉。父亲李军明认为，女儿当时一定是极其信任学校的，觉得学校能帮助她。
我们了解到，那位女老师此后在跟李奕奕沟通时，提及了“小题大做”以及“又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些话，校方解释说这是老师安慰她的方式，这让李奕奕不解甚至气愤，她觉得自己从受害者变成了过错方，开始对学校失去信任。此后，多位校领导都曾和她有過沟通，校长曾和她有过一次长达三小时的谈话，她起初是抱有极大希望的，结果依然失望。
校方没能帮到她，父亲带着她开始求医。从庆阳到西安，从上海到北京，去了多家医院，见了多位医生，在药物的帮助下，她能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离开药物，她继续陷入失眠。夜里她不敢关灯，经常半夜突然惊醒，大喊大叫，蜷缩在被子里。医生和药物也没能帮到她。而父亲李军明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伴。
李奕奕14岁时父母离婚，她和正在读小学的弟弟跟随父亲生活，母亲在外打工。和大多数中国家庭的父女关系一样，李奕奕和父亲极少聊心事。事发一个月后学校没能给予她帮助，她才告诉了父亲。带着她找学校要说法，带着她看病，似乎是父亲能给她的全部帮助。悲痛之余，李军明深感自责。
两年间李奕奕曾十几次自杀未遂。最后一次，她坐上了那栋位于市中心最繁华地段的百货大楼，在众人的围观中一跃而下。“放开我，我活得很痛苦。”她坠楼前一直对消防员重复这句话。
遭班主任猥亵，此后两年她一次次陷入恐慌，没有人能带她走出来。在北京安定医院，她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一种对创伤事件反复的闯入性回忆，经历严重创伤事件会使当事人陷入极度恐惧、无助或惊骇的情绪中，即便在事件结束后这种情绪也会长期存在。
采访结束后，我在想，或许，对这个19岁的女孩来说，比遭猥亵更可怕的，是此后长达两年的恐慌和无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