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广宇
6月7日，85岁的台湾体育节目主持人傅达仁在家人的陪同下，于瑞士执行安乐死（协助自杀）。一个月前的5月10日，同样在瑞士，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古德尔以相同手法执行了安乐死，这让安乐死的话题又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讨论。
为“求死”而奔波的不止这两位老人。2014年，29岁的美国姑娘梅纳德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决定安乐死，为此她携全家搬到允许安乐死的俄勒冈州，该州于1994年通过的《尊严死亡法》是美国第一个协助自杀法案。
迄今为止，人们通常所说的“合法安乐死”包含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主动安乐死”，允许病人在“不能忍受”及病情没有改善的条件下，由医生协助进行安乐死，主要在荷兰、比利时实施，手续严格且不对外国人开放。第二种是对生命垂危的病人停止治疗，即“被动安乐死”。第三种，是用“协助自杀”方式，帮助病人结束生命，在德国、瑞士等国及美国的部分州实施。
傅达仁安乐死发生后，台湾地区“卫福部”官员表示，明年1月，当地将实施《病人自主权利法》，将比现有医疗性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扩及更多适用对象，给予“不可逆的昏迷状况、永久植物人状态、极重度失智和极难忍受的重病”等四种病人部分自主权利。
博达仁（2018年2月11日）。
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一直在世界各地回响。近期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认为，医生应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根据病人和家人的要求，用无痛手段终止一名绝症患者的生命。在中国“两会”上总有代表提出对安乐死立法的相关建议。
但多数国家对安乐死依旧保持谨慎，因为它存在很高的滥用风险。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一些民间组织甚至在安乐死的掩护下给普通人提供自杀药物。2017年荷兰选择安乐死的病人中，精神疾病患者及老人痴呆症患者人数最多，这加重了人们对安乐死滥用的怀疑一因为合法，安乐死或许会被部分医生看作“可选”的医疗选项而不是无奈之举。印度最高法院今年3月裁定“被动安乐死”合法后就引起公众担心，人们害怕，高额医药费等问题会把“穷人”逼死。
不少人开始选择安乐死后，隔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后悔并撤回决定。还是在荷兰，2005年的一项调查指出，该国事先提出安乐死的成年病人中有13%的人放弃了。《健康报》曾描写过中国一位重症患者要求医院为他做“人工冬眠”（一种降低临终痛苦的手段）直至死亡的案例。后来，这位患者在情绪和身体都有所好转时接受了医生的帮助，同意接受缓和医疗减轻痛苦。
提出安乐死的人，死亡未必是他们的本意，感到痛苦，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最脆弱的时候感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拖累别人的屈辱和无边际的孤独。古德尔没有致命疾病，却曾摔倒在独居的房间里两天无人问津。他们坚称自己丧失了尊严，生不如死，可一点微弱的希望又似乎能成为活下去的理由。
因此，未来我们可能继续会在道德的天平上反复挣扎：是鼓励他们活着面对痛苦，还是协助他们有尊严地死去？现在看來，严格的安乐死审核制度和“后悔药”机制，以及更加优质的缓和医疗，可能将成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