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直
在寒冷的冬天，当我母亲在天亮之前起床洗衣服、做饭、摘菜浇水，吃完饭后上山砍柴时，她是在承受存在/生命之重，还是在庆祝她和她家庭的存在？
她确实在很多时候遭遇难以承受的存在/生命之重。当她每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床上时，她一定会想，如果一直可以如躺在床上那样惬意，如果第二天可以不用那么早起床，不用那么早去干活就好了。然而她不能，她沒有办法。她不是那些“坐在办公室就可以拿工资”的人（她很早就期待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不是那些“吃公粮”的人，她也没有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她只是一个贫穷的“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她必须每天下地干活、必须自己种菜、必须自己养猪、养鸡、养鱼等等。所有这些她必须自己去完成，她和她家人才不会挨饿—饥饿是她早年深刻而痛苦的经历。
这些经历在很多年后，她时常会对她的儿子讲述。这些讲述更多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存在的传递：向她的儿子传递不同存在的可能。
这些是“难以承受的存在/生命之重”。作为农村妇女，我母亲为了能继续（更好的）存在，就不得不去承受这样的负重。她对于自己有承诺，更对于她的家庭有承诺。然而如果我母亲只有难以承受的存在负重，如果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只有沉重、只有绝望，如果在存在/生命之重之余没有一种对于存在/生命的庆祝，那么想必她或许也不会去承受这种不可承受的负重。
我们无理由地存在，我们作为一个神秘的存在事件而存在，作为一个“礼物”而存在。或许也可以说，我们的存在/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节日。我们作为一个节日而存在，这就意味着庆祝是我们本身的一个要素。我们为作为一个节日的我们自身而庆祝，节日不再是为了庆祝春天的到来、秋天的到来、伟人的到来，而是为了庆祝我们自身的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春天、秋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伟人”。
当我母亲在夏天吃她自己种植的花生时，她是在庆祝自己的作为节日的存在/生命。当她冬天去山上砍柴，摘到一些可吃的野果时，她也在庆祝自己的存在。当她去圩镇赶集时，她就和所有在圩镇里的人一起庆祝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圩镇总是展示出“热情洋溢”“热闹”的原因，因为每一次赶集都是一次共同的庆祝，一次所有人的庆祝。无论你是买东西的农民，还是卖东西的农民，无论你是小孩还是老人，你都参与到这个共同的节日庆祝之中。小孩庆祝自己的存在，所以他/她们不断地在寻找一切可能的可以庆祝的东西，任何可以作为“玩具”的东西；老人庆祝自己的存在，他/她们在那里寻找一切存在过的东西，一切存在过的东西都是节日的庆祝。
早年，在“过年过节”时，我妈带着我去亲戚家里，给他们送年、送节。很早我就意识到，人类的“过节”意味着其他生物的悲惨死亡。杀猪、杀鱼、杀鸡、杀鸭等，这些是每一次过节的必要程序，而这些程序并没有“人道主义”措施。当人们拿着杀猪刀杀猪时，人们似乎并不会考虑到猪的哀嚎所表达的情绪与情感，从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哀嚎似乎与人们的节日“气氛”不协调。很多时候，我都会对此感到悲哀，为什么我们在节日的庆祝需要以其他生物的生命为代价？为什么那些动物不需要节日？为什么我们的节日与动物要成为对立面，成为一种你生我死的斗争？
或许，动物也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值得庆祝的节日。当猪在水里打滚时，猪或许也在庆祝自己的存在，庆祝自己神秘的事件；当鱼在河里、池塘里缓缓漫游时，它们也在庆祝自己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