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武能
我们总会困惑，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着。
和天下其他的父亲一样，父亲也是我依靠的一棵大树。小时候的我总觉得，没有什么是父亲不会的。
父亲会修单车，会打铁，会剃头，会种甘蔗卖甘蔗，还会钓鱼装鱼。父亲白天打铁，晚上装鱼。不时地我们家就能吃上一只烤鸭、一顿狗肉，鱼肉更是从来都没有断过。父亲常常是装了一个晚上的鱼，到天快亮了才回来，有时他连觉都不睡，就直接去打铁了。父亲炼刀的技艺非常高超，他打的菜刀、斧头、镰刀等刀具是用铁路钢钉做铁心，锉刀修刀的技巧非常独特。所以他做出来的刀具锋利耐用，在市场上非常抢手，许多人都慕名而来。那段日子，是我感受到的最温暖、无忧、快乐和幸福的时光。
不过，随着弟妹的相继出生，家里的日子益发艰难，父母的争吵便成了家常便饭。母亲是县城人，原本她在县城里一个比较吃香的好单位工作，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母亲做梦都没想到，就因为父亲是乡下人，她居然被下放回农村，跟父亲吃苦，心里非常委屈。而且父亲婚前婚后判若两人，他不仅大男子主义严重，脾气也非常火暴，这一切都伤透了母亲的心。所以每次吵架，他们像两个相见分外眼红的仇人，用各种狠毒的恶语，掺了毒液的箭镞一样纷纷互射对方，把彼此直杀得遍体鳞伤。吵到最后，两个人都忍不住动起手来，彼此撕扯着，连衣服也都扯破了。
年轻时的母亲非常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她毫不避讳地说，如果不是嫁错了父亲，她的生活会很幸福。
一九七九年前后，我们又举家回到县城。父亲在电影院门前修钟表，母亲在百货大楼摆衣车摊，大姐和二姐也分别在电影院门前的两边各摆一个瓜子摊，后来又升级成酸味瓜子冰棒等多项小吃大摊。大家都拼命赚钱，就是想赶快赚了钱买地起房子，有一个安身之地。当时我们寄居在外婆家，把外婆家小小的房子挤得满满的，令外婆感觉到很不方便。外婆生气起来还把我们家的东西往外扔，赶我们一家大小走。
迫不得已，父亲只好回老家把乡下的房子卖了，拿那些钱买了一块地，又东凑西借，一九八一年我们家终于搬进了新房子。房子很簡陋，一家人挤在一起，父母一间，几个姐姐妹妹挤一间，我们兄弟几个挤一间。
我们继续努力，奔着下一个目标——赚钱把房子后面的那块空地用起来，那样我们家的人就能住得更宽松一些了。这是我们家在县城里正式的家，也就是在这个新家里，父母又相继带给我们五弟六弟七弟。
那时，由于父亲有几十年修理单车的功底，他技术好，装的单车结实，人们特别喜欢我们家装的单车。名声很快就打了出去，人民百货商店很快也来找我们家装单车。人民百货商店是县城最大的连锁商店，接了他们的车装，就等于做了县城半壁江山的单车。可是家里只有父亲和二姐，根本做不了这么多。想到自己的成绩不是很理想，家里也贫穷，才读初二的我咬了咬牙，就退学回家帮父母的忙。最多的时候，我们每天也能装到七八十辆，每辆单车的安装费一元七角，收入相当不错了。
虽然装单车很赚钱，但忙起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像个机械人一样日复一日重复着单调枯燥无味的工作，我很快就厌倦了，觉得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那一年，大姐买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上下集和日本作家的《心》。我把那些书翻了很多遍，我本来就朦胧的文学梦逐渐清晰起来。我突然觉得，只有读书和写作才能使寡淡无味的生活有点色彩和意义，也暗下决心，再干几年，等家庭走出困境，我就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和写作。
一九八六年，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奋斗，我们家又重新有了一笔积蓄。于是我们把房子盖好了，两层的钢筋混凝土房，六个房间，基本上暂时够住了。我们都有了房间，自是很舒适惬意。
一九八六年，宾州商场因为我们装的单车赶不及，耽误了他们卖车，就把一半的单车拨给一个从玉林来的人装，我们家的收入锐减。恰好和母亲同姓同宗的木庙三哥来我们家玩。他过去做锯片生意，赚了一百多万元，还在我们家附近买了房子，我们就劝父亲也去看看。父亲觉得可行，母亲也支持父亲出去闯一下。父亲又带着希望出发了，把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和二姐。
父亲出去才十多天，就把第一批锯片批发回来。货刚到客运站，那些商贩就依着地址找到我们家里，抢先把货定了下来。我们打电话跟父亲沟通，老板把钱付给我们后，办好相应手续就直接把货提走了，根本不用我们伤什么脑筋。那批货赚了六百多元，运气不错。父亲还跟我们说，他是去得晚了一些，人家已经先拿走一批货了，他若去得早一些，会拿到更多的货，多赚一些。听父亲这么说，我们都充满了期待。父亲赚的钱，加上我们装单车得的钱加起来，比我们之前得的钱，还略多一些。可是，父亲后来没有再找到货源，当时还不是伐木的季节。他顺道去了一趟青岛，见到了当医生的老乡英光叔。英光叔告诉父亲，他会帮父亲留意的，有消息就会跟父亲联系。
父亲回家没多久，就接到英光叔的信，他告诉父亲，有一辆客车要处理，这辆车才九千元，让父亲赶紧找钱去提。那时做客车的人少，是很有前景的。只要父亲好好地经营几年，赚了钱再买一辆新的客车，我们家就可以过上美好日子了。父亲贷款一万元，就匆匆上路了。可父亲赶到青岛，英光叔却遗憾地告诉他，客车早就易手他人了，他们还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只需七千元，但他建议父亲还是不要了，私人养不起。可父亲不为所动，直接交钱了，请一个山东大汉把汽车开回了家。
可那辆车就像一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物，永远都填不满它的胃口。那几年，修车、加油和给司机发工资等等，我们干活得的钱，大部分都填进那个怪物的口腹中了。好不容易，父亲跟一个牛皮市场订了长期合约，从新桥把牛皮拉到浙江萧山市皮革厂。谁知，眼看到了皮革厂附近，汽车却不小心掉进了江里。还好父亲捡回了一条命，但汽车也差点报废，一番大修花了好几千元。二弟陪母亲一起去杭州看望父亲，那个皮革厂的工程师深表同情，他悄悄地跟母亲说，他跟皮革厂的合同到期了，他也不想干了，他可以帮忙处理我们家的汽车，打价一万二千元。父亲却很固执，不肯卖掉汽车，又让司机把汽车开回了家。
那辆汽油车，继续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我们拼命干活赚到的钱。又开了一年多，汽车以五千元卖给了别人，贷款所产生的本利，我们还了一年多。
父亲回来跟我们继续装单车。可他才安定没几天，在老乡黄日旺的诱惑下，他又跟黄日旺到贵县（今贵港市）覃塘去淘了两年多的金。除了得一些粗质的金沙啥都没得，还把原来赚的钱都花光了，欠下了两千多元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母亲叫堂大哥开手扶拖拉机下去强行把他淘金的机器拉回来，父亲不得已才回家。
父亲回家和我们干了一年多的活儿，手上又有了一万多元。已经毕业回家做了几年邮票生意的二弟，他上海的邮友想处理手头的一批邮票，价格非常好，机会千载难逢。没有出过远门的二弟，便由父亲陪同一起去。火车到杭州的时候，坐不了火车的二弟连胆汁都呕吐出来了，只好暂时在杭州休息一晚。那晚父亲要二弟和他一起到杭州街上去走走。碰到一伙人在围抢一种货物，父亲好奇地凑上去，那些人说那些器具如何如何好，其实是塑料和砂轮组合的所谓磨刀器。父亲连想都不多想，就决定把那批货都拿下。二弟看到，慌了，赶紧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劝父亲先拿一箱回去试销，销完再来买也不晚。可父亲不为所动，态度坚决地交钱拿货，把那十箱的磨刀器托运回家后，又把去上海的火车票退了，和二弟回了家。
到了家没多久，那批货也到家了。奇怪的是，对那些磨刀器，雄心勃勃的父亲却一次都没有出去推销过，只是让五金老板黄荣力拿去批发，但一个都卖不出去。堂弟上来玩，也拿一箱出去拼命推销，却只卖了几个，连车票钱都不够。从始至终，父亲都没有出去推销过，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二弟没有买到的那批邮票，没多久就翻了十几二十倍，如果当时拿下，一万多元就能变成将近二十万元。当初和二弟一起做邮贩的那批人，后来很多都成了百万千万富翁。
一九九二年，父亲沉静下来，跟我们做了一年多的活儿，手里再度有了一些钱，把房子加建了三层的钢筋混凝土房，因此也欠下了不少的债务。父亲又蠢蠢欲动，表示要出去赚钱回来还给人家。
在同街人的诱骗下，父亲通过宾州商场的钟主任帮忙，跟玉林自行车厂签订了协议，与他合伙办木箱厂。一切手续办了，他才告诉父亲，原先的那批杂木，被别人高价买走了。木箱厂要签合同，那人只是找了工人建起了木箱厂，所有的支出都由父亲付钱，在做合同时却把木箱厂打价一万八千元。父亲以为这个项目可以赚一笔大钱，明知有陷阱，还是跳了进去，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果然后来那人拿着合同来敲诈那一万八千元，我们家不得已，很冤枉地把那莫须有的一万八千元交给他。而这笔钱正好成了那人大儿子读大学的学费。
父亲给广东江门艺术雕刻厂做了几批红木，虽然他拿到了两三万元，可是他为了找红木，前前后后搭进了好几万元。广东老板总是骗父亲给他找红木，却没有按照合同把钱打给父亲，一拖再拖，后来他们彻底掰了。
父亲在乐业县法院把广东老板长告上了法庭，他用翔实的证据赢得了官司，法院判赔十四万元给父亲，但他们拒不执行还款。那十四万元，就成为一纸空文。父亲跟乐业法院庭长说，广东老板专门做出口工艺品的，很有实力，随便一件红木家具，就价值几十万元。庭长和法警途经宾阳，到我们家吃了一餐便饭，庭长拍着胸，信心十足地向我们家保证，他们此去一定会完满完成任务。可是当庭长和法警到了江门，却被告知由于江门艺术雕刻厂也欠了当地不少银行的巨额贷款和借债，当地法院介入优先保全，把公司所有的物品都已封存。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父亲只是做了南柯一梦。他贷款欠下的十几万元，由小弟的网友打来四万元，二弟也卖了邮票，把这个坑填了。
一九九五年，我结婚没多久，妻子就想要分家单过。这也很合我意，其实我早就想逃离了。二姐也在几年前结婚，成功脱离苦海。当我嗫嚅着向父亲提出分家的要求时，父亲很生气，又很无奈，勉强同意了我的要求。自此之后，父亲才真正担起了他已经遗失多年的父亲的责任。此时，已经没有多少单车装了。他在家里开了一个日杂店，还买了充气机给汽车、摩托车和单车充气，很多时候，可得二三十元，卖日杂也得几十元，好的时候也有一百多元。父亲还摆了一个单车修理摊，他几十年的技术杠杠的，来找他修理的人很多。后来他又专门给摩托车补胎等，这些收入都比修理单车高了很多，也比我们当初全家人一起干活高一些。那几年，父母的关系是自他们结婚以来最好的几年，风平浪静，甜蜜温馨。
二〇一四年国家开放养老政策，母亲探听到她很多的姐妹都已经领到了养老金，便找我们商量购买。可是我们都没有多余的钱，父亲也说他手上没什么钱。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去跟她的那些姐妹借钱，借得三万多元，刚够交一个人的养老费。她又觉得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买的话可能会多得一些养老金。谁知当母亲陪父亲一起去玉林铁路局查找父亲的档案，工作人员却告诉父亲，他的档案找不到了。母亲很后悔，若是当初买她的，她在劳动服务公司的档案更好找一些。而且，父亲的养老金跟普通人的一样。更让母亲怨恨的是，父亲得了养老金后，私藏着。他认为钱是他的，就归他管。这也常常成了母亲与父亲之间发生战争的引爆点。
父亲喜欢吃红烧肉，常常一买就是好几斤，还一箱一箱地买可乐，就着红烧肉吃。其时，父亲已经中风几次，生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当时他每年都要住一次院，否则连走路都困难。我们都劝他，不要吃那么多红烧肉，他不以为然地说：“现在不吃，死了还吃什么？”完全不管不顾。
后来他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开始是一年住院一次，严重的时候，发展到一年住院四五次。每住院一次就是上万元，除去医保部分，也需要四五千元。我问医生父亲老中风跟他那么爱吃红烧肉有没有关系。医生说，肯定有的呀！红烧肉盐分多，又肥腻，不能再这样吃下去了。住院时父亲答应不吃了，可等他病好了之后，又跑去买五花肉回来继续做红烧肉，继续吃，病情又继续反复……
二〇一九年初，父亲的咽喉僵硬，已经不能吞咽，要人喂才能吃得下，话也不能说了。到了末期，即使住院，父亲也没有明显好转。好几次，父亲指着他的嘴，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还有几次，他流着眼泪，眼神乞求地望着我，几欲开口，想要表达什么又说不出来。我能感受到他的那份绝望、乞求和强烈的求生欲望。
有一天我通宵写小说，早上没起来，母亲自己去喂父亲。可能父亲吃着又吐出来，母亲破口大骂：“你干脆死快点好了，不要活在这里害人了！”
我听到母亲的诅咒，觉得她这样很过分，下去吵了一架。父亲的脸痛苦得都扭曲了，他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只觉万箭穿心，心如刀绞。
从那天开始，父亲拒绝吃东西，不到两天时间，他就去世了。可能父亲觉得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是他可以留恋的了……
我提笔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情沉重。对我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尊敬的。但我们对于如何才能达到自己想要到达的温暖和幸福的彼岸，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一定不能无视身边的温暖和幸福。其实，能够好好地活着，那也是不容易的，那才是生命里最大的公约数。
责任编辑 符支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