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全
一
熟悉的小宅院，大门敞开着，母亲坐在轮椅上，早就堵在大门口了。母亲每次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我。
当我靠近母亲的轮椅，抚摸她花白的头发时，母亲浑浊的眼神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只见她脸部松弛的肌肉艰难地抽搐了几下，没有牙齿的嘴唇嚅动着往嘴里深陷进去，眼睛费劲地眨巴着，吞咽口水时，因为没有牙齿的支撑，上下牙床咬合在一起，整个脸被硬生生地挤扁了小半截，下巴差点碰到了鼻尖。看得出她想哭，但哭不出声来，眼泪也没有直接往下滴，而是顺着两边眼角深深的皱纹往外渗漏。我已经习惯性地提前准备好纸巾，帮她擦掉眼角的泪水，接下来就是连眼神交流都困难的无声陪伴。
行孝道是神圣而崇高的义务，但行孝道需要物质基础来支撑。在母亲瘫痪后，我曾面临两难的选择：到底是放下一切工作事务去陪伴她，还是继续努力工作挣钱呢？选择前者吧，缺乏经济来源的陪伴能坚持多久呢？选择后者吧，让年过八旬、全身瘫痪的母亲独自留在家里我又于心何忍呢？
最终，由小弟放弃在城里的营生，回家全天候伺候母亲，我则继续工作挣钱。小弟和母亲的所有生活费用由我承担，我每个月至少回家一次陪伴母亲。
母亲没有进过学堂，也不认识一个字。听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村里集体办过文化夜校扫盲班，当时有一个“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抽空学”的响亮的扫盲口号，可惜母亲偏偏属于“太忙没法学”这一类的人，所以两次扫盲运动也没有把她扫出文盲的队伍。
尽管母亲不识字，但是她用喋喋不休、年复一年的方式，把敬天念祖、勤劳简朴、人情礼仪、谨言慎行、独立自强等处世理念和经验传授给儿女们。
母亲的唠叨是不需要以文化和知识为依托的，是对纯粹传统习俗的传承。我是在母亲的唠叨中长大的，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甚至一直到工作、成家之后，都离不开母亲的唠叨。母亲的唠叨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成为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母亲的咳嗽越来越令人揪心，因为肌肉松弛和咽喉功能衰退，她的会厌软骨经常封不住喉口，吞咽食物甚至在吞咽口水时，很容易呛喉，每次呛喉都会引起连绵不断的剧烈的咳嗽。这咳嗽可真是要命，肺部受刺激后不断地痉挛收缩，不断地把肺里的气压出来，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老半天缓不过气来。每次看到母亲咳嗽，我都束手无策，心里异常紧张，担心这一阵咳嗽就把那截风中残烛给吹灭了。
是时候盘点母亲的唠叨了，赶紧在她有生之年，列出一些琐碎的清单，为母亲一辈子的辛劳和付出，办个签收手续。二
在母亲经常唠叨的家务事中，若论其重要程度和严肃程度，排在首位的非各种祭祀活动莫属。
在儿时的记忆中，每逢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母亲都会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儿女们严格按照细致的习俗礼仪，办好每一次家庭祭祀活动。最让儿女们头疼的是，所有祭祀流程都没有文典可查，全凭母亲言传口授。偏偏儿女们都不太长记性，母亲好不容易在这个节日里把全部祭祀仪规流程传授完了，到下一个节日到来时，儿女们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于是母亲又得重复唠叨一遍。我记不清母亲重复唠叨了多少遍关于祭祀的流程，但儿女们在亲自操辦时还是丢三落四，没有母亲在场的祭祀活动似乎缺少了主心骨。母亲就是这么不厌其烦、年复一年地向儿女们唠叨节日祭祀的流程，生怕哪个环节出了纰漏，亵渎了神灵，怠慢了祖先。直到母亲的孙子、孙女上大学了，她还在为家里的祭祀活动唠叨。
母亲也许不知道家庭祭祀活动能给儿女们带来什么积极影响，但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长期对天地神灵和祖先心存敬畏的孩子，多半不会桀骜不驯，更不会无法无天。
母亲关于祭天敬祖的唠叨，让我明白这样的道理：世间到底是否真有神鬼姑且不论，中华民族祭天敬祖的习俗已经沿袭了几千年，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沧桑，不管更换多少个朝代，民间祭天敬祖的习俗依然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外国的先进文化可以融入中华文明的大海，但中华文明从来未被同化、覆盖;外国的神灵可以来神州大地游荡，但始终未能挤进千家万户的神坛;外国的先贤故事可以被举国传颂，但永远不能替代与炎黄一脉相承的华夏祖先。这也许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的奥秘。
母亲现在失去喋喋不休的能力了，但我会像母亲那样，接着对自己的儿女唠叨，让他们掌握祭天敬祖的流程，把中华文明的习俗气脉继续传递下去。三
母亲这一辈子都是在勤劳简朴中度过的，因为物质匮乏、生活困难一直是她要面对的生活主题，根本就没有奢侈、享受的条件。直到儿女们长大后，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了，她依然勤劳简朴如故，舍不得奢侈一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家旧宅院的位置属于水库淹没区，为建立一个安稳的家园，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九六年，我家搬迁了三次，每搬迁一次就要整体拆掉一座小宅院，然后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重建一个小宅院。我后来实地考察过，三次搬迁地点之间的平均距离超过三公里，中间还有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阻碍。
在那个年代没有搬家公司，也请不起帮工，缺钱是家里永恒的主题。父母是家里能挣工分、拿口粮的主要劳动力，不可能放下生产队的活去搬家。他们只能每天赶在生产队开工之前、晚上收工之后着手搬家的事，母亲是搬家的绝对主力。父母亲硬是靠肩膀和双手在八年时间里搬迁、重建了三座农家小宅院，其艰辛程度实在难以想象。
说起节俭，并非是乱花钱的问题，而是精打细算、节衣缩食，安排好家庭日常生活。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家资物什几乎都是父母亲就地取材手工制作的。母亲的生活信条是：能不花钱就能做出来的物品，决不多花一分钱。桌子、凳子、盘子、水桶、簸箕、箩筐、鸡笼、鸭架、竹笠、草帽、草鞋、木屐、衣柜、箱笼等，都是靠他们双手劳动制作出来的。甚至全家人穿的麻布衣服都是母亲自己种苎麻、纺纱、织布、裁剪、缝制出来的。我小时候还经常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上学。
在母亲对儿女的唠叨话题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毫无疑问是勤劳和节俭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家里长期缺乏钟表之类的计时器具，母亲已经习惯凭日出日落来判断作息时间。
母亲对儿女的作息时间要求很严格。她每天天亮之前会摸黑到开荒地里干私活，日出之前回到家，孩子们必须在她回到家的时候起床、洗漱，稍有迟缓者肯定会挨她一顿训斥。总之，在母亲的眼皮底下，没有一个孩子能够睡懒觉，也没有一个孩子是闲人，而且每天都是如此。
母亲还定了一个硬规矩，每个孩子从六岁开始，必须自己换洗自己的衣服，收拾自己的生活物品。谁的衣服洗得不干净还会受到训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情况在母亲把持的小家庭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母亲就是靠勤劳和节俭，建立起一个几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经济小家庭。披星戴月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就是母亲几十年生活的缩影。儿女长大后，家里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母亲勤劳节俭的作风一直没有改变。四
尽管母亲目不识丁，但是她在风俗礼仪方面绝对是把好手，我在她的唠叨下学了几十年，到现在还觉得没有毕业。在母亲中风之前，我已经步入中年了，遇到一些村中礼仪、习俗的疑难问题时，还要向她请教。
母亲非常重视每年春节期间的探年活动。这里说的探年是指血缘亲戚之间的拜年活动。每年大年初二到初四这几天，母亲就开始张罗去外婆家和四个舅舅家探年的事。从准备什么礼物到由哪个儿子牵头领队去，该注意哪些礼节等一系列问题，她都安排得很细致。尽管这些事务母亲已经重复唠叨若干年了，但是她还是担心儿女们不上心，担心他们出什么纰漏。
并非母亲特别偏爱四个舅舅，按照家乡的传统习俗，舅舅的宗族地位是非常高的，没人惹得起，从“天上雷公，地下舅公”这句俗语可以看出舅舅的威严程度。但凡红白喜事，普通宾客一般是用一个“利市”作为礼物，而舅舅的礼物却是一副隆重的“礼担”。这副“礼担”是在两只大竹箩里面放满各种寓意吉祥的物品，再用一条崭新的扁担挑着。舅舅挑着“礼担”进家门是东家最体面、最兴高采烈的环节。在宴席中，舅舅肯定是坐在主桌上的最重要位置，只要舅舅没有到席，其他席位上的宾客都不能动筷子，这是家乡习俗中非常庄严的礼数，再鲁莽的人也不敢轻易违反，否则就会遭人耻笑和唾骂。
母亲重视去舅舅家探年还有一个不可跨越的礼数。她常和我们重复强调一句俗语“姑探舅，年年有;舅探姑，一世无”。这句俗语说明两层意思：新年伊始，我们先去舅舅家探年可以迎来一年的吉祥;另一层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去舅舅家探年，舅舅以后就不能进我们家的门，因为这样颠倒礼数不吉祥。假如出现后面这种状况，其结果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以后再有红白喜事，你都不好意思邀请舅舅来，就算厚着脸皮邀请了，舅舅也不会来。按照家乡的习俗，舅舅缺席的红白喜宴是会让人笑话的。
基于家乡这样的传统习俗，母亲每年都把去舅舅家探年当作头等大事来张罗，从不敢怠慢。忙完去舅舅家探年的事后，接下来就是迎接四个姑表回来探年的事了。古语云，“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母亲给我们传授这些习俗细节，实际上是一种礼数，这是以礼待人、以礼处世的基础。五
母亲的生活圈子不大，她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一双矫健的大腳是她唯一的交通工具。因此，母亲所见过的大世面也就在方圆三十公里以内。在母亲的眼里，将来有出息的孩子，除了勤劳节俭、通晓人情世故和习俗礼仪之外，还必须善于与人相处，练就能言善辩的口才，她一直认为嘴笨的孩子是没有出息的。
为了解决几个孩子嘴笨的难题，母亲花费了不少心思。母亲历来要求走出家门的孩子必须主动向所遇到的亲戚、邻里打招呼，还要学会和别人拉家常。要是哪个孩子在外面遇到亲戚邻里不打招呼，母亲都会认为是嘴笨的、不礼貌的。
那个年代和别人打招呼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不管贫的富的都称之为老板，不管丑的美的都称之为帅哥、靓女。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熟悉的同学或小伙伴之外，几乎没有哪个长辈是可以直呼其姓名的，也不可以笼统地用哥哥、姐姐、叔叔、伯伯、阿姨这样的称谓。遇到同姓氏的长辈，不但要弄清楚辈分，还要知道在家里排行老几，然后才能准确地称为几哥、几姐、几叔、几婶等。遇到不同姓氏的长辈，不管绕上多少层关系，总能推衍出是姑表还是甥表。概括地说，凡是不同姓氏的长辈几乎都可以称之为老表。
在家乡的习俗里，人们对老表关系的确认是非常宽容的，只要你能提出一点沾边的缘由，对方就会欣然接受这个老表关系，绝对不会深入细致地刨根问底。
我小时候属于嘴笨的那种孩子，出门最怕碰见不太熟悉的人，因为和不太熟悉的人打招呼是很伤脑筋的事。不打招呼低头沉默是不行的，因为对方可能会主动和你打招呼，这意味着是长辈先主动，这样很失礼;胡乱打招呼更不行，万一称呼错了，对方可能会当场给予纠正，这样会很尴尬。
母亲为了解决我嘴笨的问题，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我上初中以后，被允许到比较要好的同学家串门，但在出门前，母亲一定会再三叮嘱，到了同学家后，要懂得礼貌，同学怎么称呼他家里的亲属、邻里，我就怎么称呼，因为同学如同兄弟，跟着同学去打招呼准没错。
母亲为什么要教我们主动与人打招呼？她也许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其实这是最基础、最淳朴的社交礼仪，她的苦心不仅仅是解决儿女嘴笨的问题，而是给儿女们传授最基础的社交技巧。六
母亲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文化的，她也不知道大学生算是什么样的文化程度，因为村子里从来就没有出过大学生，在她心目中，能够帮别人写对联的人就是最有学问的人了。
母亲要求我从小开始学写对联，她肯定希望我长大后能像村子里经常帮别人写对联的老先生那样有学问。从我读初中二年级开始，母亲要求我每年家里的春联必须自己动手写，不允许从街上买现成的对联。母亲从来不评论我的毛笔字写得好不好，也看不懂对联上写的是什么字，反正每年除夕必须把家里的门口贴得红红火火。为了满足母亲的这个心愿，我每年亲自为小宅院写春联的习惯一直坚持了四十年，从未间断过。
上大学后，我写毛笔字的水平大有进步，而且每年张贴的都是原创对联，这就引起附近村子有学问的人关注。母亲看到其他村子的老先生每年都拿着小本子到家里来抄写我们家的春联，心里美滋滋的。她可能还不知道我写对联的那点小本事是她逼出来的。
母亲以前也不太清楚我的学习成绩，她只关注我每个学期拿回来的各种花花绿绿的奖状。从我读高中开始，母亲在给姊妹派工时，会暗中给我一些优惠政策。母亲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书，但她在派工时总会安排一些不用上山、不用下地而且还可以兼顾看书的活给我。
读高三那年，复习任务更重了，周末、假期我就在家里看书。那些日子，我和母亲都是天没亮就起床了，她忙着干农活，我则忙着复习。为了让我留出更多的时间看书，母亲会偷偷地把我来不及洗的脏衣服拿去洗了。她第一次破坏了自己制订的儿女必须自己洗衣服的规矩。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没有在我面前流过眼泪，直到我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递给她时，看见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甚至来不及擦，就转身回房间痛哭了一场。
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很拮据，我考上大学后，家里的经济负担就更重了。我看得出，尽管母亲更辛苦、更劳累了，但她内心更有盼头了，脸上泛出了少有的润泽和红光。
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她给自己也给我们立了一个死规矩：不能欠债过年。我刚读大学那年，母亲为我借过钱，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还的钱。只知道，我毕业出来工作后，没有机会为母亲还过一分钱的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明白，如果把母亲对我的全部付出折成债，我要怎么样才能还清。七
母亲这一生没有成功过，因为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过成功的目标;当然她也没有失败过，因为所有的艰难困苦都让她远远地甩在身后了。勤勞、清苦、简朴、平静，就是她人生的全部。
知道母亲很珍爱她亲手建造的小宅院，所以我在她晚年之际把小宅院整修一新;知道母亲喜欢书画、对联，所以我把整修后的小宅院变成了一个微型书画院;知道母亲不习惯城市的生活，所以我每月都回去陪伴她过乡村的生活。我所做的这些，不知道算不算偿还欠母亲的一些债。
母亲没有教我认识一个字，更没有教我做过一道作业，母亲也没有留给我车子、房子和票子，但是母亲教给我创造幸福美满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如果要为母亲的全部付出开具一张收据，我只能这么写：今收到母亲交给的整个人生，这是永远都无法还清的骨肉亲情之债。
责任编辑 丘晓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