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辛虔
内容摘要：梁遇春是中国现代作家中风格独特的一位，他的创作和翻译均以散文为中心，既重视对欧美散文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也积极创作中国现代白话散文。梁遇春的艺术思想和风格的形成与个人禀赋、生平经历和文学教育密切相关，“阅读”作为一种文学教育在他的散文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梁遇春散文中引用的中西文书目既是探究梁氏人生观和文学观的重要“窗口”，也同样是论证梁遇春文学阅读和散文创作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梁遇春 散文 中西文书目 阅读史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新世纪，随着梁遇春研究热度的增加与研究视角的多元，梁氏研究大致集中在其散文创作研究、文体研究、译作研究等方面。目前，梁氏研究以其散文创作研究为主，其热度大于译作研究。散文创作研究多集中在梁氏散文的艺术品格、创作风格，以及散文创作与英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上。文体研究方面出现了“伊利亚体”和“杂谈式”随笔等观点。译作研究上不仅对梁氏翻译风格及特色进行论述，还关注到梁氏译作与英国小品文间的内在关系。梁氏现有研究虽多，但关于他阅读史方面的研究较少。若能够在阅读史中了解梁遇春的阅读活动，对梁遇春人生观和文学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书籍史研究专家达恩顿（Robert Darnton）认为阅读史研究需要弄清楚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问：什么人读书？读什么书？在哪里读书？在何时读书？第二层次，问：为什么读书？是怎么读书？这两层次问题的解答即能折射阅读作为社会现象的存在意义或价值。”[1]而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第一个层次中的“读什么书”问题，即采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对梁遇春散文作品中出现的中西文书目及背景信息进行统计，来探讨梁遇春的文学阅读与散文创作的关系。毕竟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寻求意义的途径[2]。阅读文化与物质世界和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阅读史研究，既可探寻人在某个时间里接受和传承了怎样的文化，也可发现阅读对人产生的不同影响。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消长不落，当本土文化受到西方冲击时，西方书籍大量传入中国，使传统阅读发生转型。时代在梁遇春的阅读史中留下了痕迹，也塑造了梁遇春的思想根基。因此本文对梁遇春阅读数据进行整理，借助阅读文本找寻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梁遇春的路径，从而探究中西文书籍阅读对梁遇春产生的影响。
一.梁遇春生平与散文创作
梁遇春，福建福州闽侯人，郁达夫称他为“中国的爱利亚”[3]，唐弢认为他是一个“文體家”[4]，这样一个被世人和后来者高度赞誉的天才式人物，永远停留在了27岁，不免让人惋惜。
梁遇春具体的出生月日如今难以考究，据已有文献推断他应出生于1906年的立春，因其与春天相遇而取名为“遇春”。梁遇春虽有其名，却并不喜春。在散文《春雨》中他提到自己“最怕”，甚至“厌恶”春天，但是在他的“冥想”中春雨又仿佛作为一个文学符号不断出现。梁遇春“小楼一夜听春雨”的快乐是属于记忆中故乡福州小院里的。他从小生活在福州府城的三坊七巷，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历史之源、文化之根，聚居着众多智勇俊才，近代便有林则徐、严复、冰心等人从三坊七巷里走出。
1922年暑假，梁遇春进入北大预科，1924年进入北大英文系。1927年夏，梁遇春与家中表妹结婚，不久妻子投江自尽。一个人的思绪和心情是可以从作品中可以窥得的。在1927年2月至1928年3月间，他曾作散文《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束》《人死观》《几封给失恋人的信（二）》（第一、三篇收入《春醪集》后改题为《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二）》），将不幸事与前面提到的散文写作时间结合，加上散文中写到“结婚后二人爱情渐渐不知不觉间淡下去”[5]和“八年前”[6]，可知梁遇春与妻子应相恋时间较长，在婚后不久感情发生变化。爱情降温，妻子离世，梁遇春成为“失恋人”，对于这一切他非常痛心，在一段时间里都过着颓废的日子，并且其心绪都不为外人所知，他认为“我这失恋既然是对于自己，所以不显明，旁人也不知道。因此也是更难过的苦痛。”[7]由此知梁遇春在与朋友交谈中，不会把自己的私事对朋友大肆宣扬，而是放在心底独自消化。1929年石民女友介绍同乡认识梁遇春，同年夏梁遇春结婚，后与偕妻离闽回到上海。
目前关于梁遇春儿女的相关资料已知甚少。从《第二度的青春》“去年快有儿子的时候，我的父亲从南方写信”[8]得知梁遇春已有一子，时间上推测应是第一任妻子留下的儿子。致石民的信中梁遇春曾提到女儿名燕瑛和1931年夏又得一女。冯至在拜访梁遇春叔父时曾看到一女孩的照片，提到“这女孩子，三岁丧父”[9]。因梁遇春1932年夏因病去世，一个多月后小女儿也去世，留下寡妻与孩子。所以推测照片上的女孩和梁遇春去世后留下的女儿是同一人，即第二任妻子所生的长女燕瑛。
由于喜爱查尔斯·兰姆，梁氏散文中可以看到兰姆的影子，从兰姆那借鉴写作模式，从兰姆随笔中观察人生……梁氏散文与兰姆散文有太多的相似点，但在梁氏散文中仍可以看到极其鲜明的个人特色。首先，他的文章观点独特。如《“春朝”一刻值千金》中作者并不赞同每日早早起来做事情，而是认为应该迟起，迟起不意味着每日早晨晚起多睡，而是在早醒后多躺一会儿，去享受“春朝”的绝好时光。文章打破熟知观点，基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从看似矛盾的点出发，又暗含哲理。其次，梁氏散文多以议论和批评为主，叙以生活一隅，述以所思所想。像《救火夫》《猫狗》等文章，从小谈大，从自身或眼前事的议论延展到社会、人生、生命，不做空洞粗浅的议论。再次，梁氏散文给人一种亲近感。他的作品多探究世象、批评社会，但并无生硬说教之感，而是在浅浅闲谈中带有自己的精神理念，并加入一种诙谐。这在读者与作品间架起一座桥梁，进行平等对话，不会产生一丁点儿冷气。不像鲁迅的文章总让人感到戳骨的讽刺，也不像周作人的苦涩和梁实秋的雅致。梁氏散文不生涩也无苦味，既有趣亲切，又富有活力。最后，梁氏散文中的幽默并不是嘲笑与讽刺，也不是小丑一样的滑稽感，而是给人一种去思考的微笑力量。在人生的悲欢感悟或者现实的丑恶中，调节严肃的同时又引人思索。郁达夫曾评价林语堂散文中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梁遇春的幽默没有厚重感，是带有青春气的。叶公超认为梁遇春“作文往往兴到笔流，故文字上也不免偶有草率的痕迹”[10]。梁遇春的确有不成熟的作品，有的文字粗糙，有的过多引用俗语，但这些并没有掩盖其作品的光芒。其散文展现出六朝文的韵彩，平淡又如天成，真学又有风骨。难怪废名形容梁遇春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11]了。
二.梁遇春散文中的中文书目
作为中国人，中国传统语言、文化和众多先辈无形地影响着梁遇春，所以在梁氏作品中始终能看到中国色彩。读梁氏散文，感知他尊重知识，热爱读书，且平日里看书极其驳杂，同时还发现《春醪集》《泪与笑》两部散文集中都常引用中国古代诗词、俗语或者成语。教育经历与文学素养可以揭示阅读习惯，而散文中的阅读痕迹可以反应阅读观念，也可以推演阅读线索与意义。为了更好地了解梁遇春的阅读史，探究阅读与其散文的联系，笔者特对梁遇春散文中提到的中文书目进行统计，将散文集中引用却未提及朝代和作者的诗词、成语等进行查找，按照朝代顺序进行分类得到先秦、魏、晋、南朝、唐、南唐、北宋、南宋、清共计9个朝代，再将同朝代出现的诗词、成语等次数进行相加，所得先秦11次、魏1次、晋2次、南朝3次、唐7次、南唐1次、北宋5次、南宋9次、清8次。（注：①同诗人的不同诗句看作不同次数;②“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算作两次;③上述数据以笔者所找内容为准。）
由数据可以看出，梁遇春对于中国文学书籍的阅读范围，就时间而言跨越千年，所读书籍的朝代以先秦、宋、清为主，其余朝代也有涉猎。在统计时笔者发现，梁遇春阅读书籍类型较为广泛，以诗词作品为主但并不限于诗词，还包括佛教禅宗史书、文集、史书和经文等。梁遇春生于晚清，“癸卯学制”虽已颁布，但学前家教仍以传统旧学教育为主，阅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或诸子各家经典著作，这些书籍启蒙梁遇春认识周围的世界，为他的伦理价值观念、道德等方面定了框架。从1912年梁遇春进入小学到1916年考入初中，梁遇春所接受的语文教学语言都是以文言为主，在他升入高中的“五四”前后，随着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不断深入，语文教学内容发生较大变化，阅读近代中外名家之作也变得重要。梁遇春在经历了文言与白话的转变，在接受了新思想的冲击后，没有抛弃文言书籍，仍然重视古典文学的阅读，表格就是证明。
《毋忘草》里梁遇春说友人镜君很懂得庄子，笔者看来梁遇春也很懂得庄子。在对散文中的提及先秦作品的次数进行整理时笔者发现《庄子》引用次数最多（4次），且梁氏散文对生死的独特态度与《庄子》从修身发掘精神的豁达相似，散文气贯长虹的思致和莊谐杂出又尽兴的语言，都与《庄子》其文气势壮阔，行文流水，诙谐幽默等有相通之处。阅读《庄子》使梁遇春运用“句、文、修饰”等的功力不断加强，这成为梁遇春散文写作过程中坚实的建筑材料，也让梁遇春散文带有庄子神韵。从师友对梁氏的评价可知梁遇春以君子形象立于师友心中，如春光般给人以温情，谦让仁义，才德出众，不受物欲名利所惑，做事从心，是一位潇洒自由之人，这与庄子思想中自然、不追求名利的“君子”德行的影响不无关系。阅读是学习的基石，《庄子》文中对君子与小人诠释，表达了庄子逍遥、任性的思想，在阅读《庄子》时，文中所传达的君子品德深植梁遇春心中，使其产生共鸣，主动学习君子的德行。阅读行为可以通过适切的阅读以深耕品德，阅读《庄子》对于梁遇春形成君子品德就是书籍为品德观念定好框架后的建造。道德品性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梁遇春“读万卷书”为他的君子之采提供了条件。抛开传统文化的层面，从其散文看，梁氏道德观是基于他的人生观和他的个人思考上的，与当时学者、社会等高唱道德的论调不同，他不困迷于园中，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可见他不停止思考，不拘于现有的文明或者文化里，更愿意追求思想上的自由。
从数据看梁氏提及唐宋作品的次数宋朝较多。梁遇春欣赏“六朝人物晚唐诗”，但其散文更像宋诗。梁氏散文言情时与唐诗的丰神情韵相似，语言一气贯注，字里行间充斥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闪灼着自由。但其散文大部分篇目都在“说理”，其观点与宋诗主理、发露、细密相似，以理趣见长，且在梁遇春经历伤痛后，散文言情带有宋诗的深沉，文字依旧畅达，却少了几分明丽。在致石民的通信中，梁遇春曾多次提到南宋词人姜夔的诗词，对此颇为赞叹，认为“白石之诗不下与词”，并叹“可惜都做得太少”。姜夔一生转徙多地，词大多写漂泊的羁旅生活，抒发苦闷，梁遇春一生移居三地，散文仿佛骨子里带有忧伤。两人的人生经历相似，相似的经历会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想必梁遇春偏爱姜夔诗词也与此有关。
梁氏散文中引用的中文书目总的看次数虽不多，却表明中华文化一直都在，光虽微却明。由于作家在个人书写的过程中会无意间揉进阅读时接受的知识，并以自己的文学面貌出现，所以笔者认为梁氏散文的艺术风格带有的《庄子》飘逸、唐诗气魄、宋诗思理是阅读中国传统书籍所致。
三.梁遇春散文中的西文书目
勤奋好学又从师大家，广读西方文学又熟知英国文坛，梁遇春具有一名优秀译者应有的素养。梁氏散文集里有大量英文，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会英文的读者会感到吃力，不熟知英国文坛的读者难以明白文意和理清作者意图。据此本章对梁氏散文中的西文书目进行考察，将两部散文集中所提到的英文人名查找并翻译，标注人物国籍与生卒年份。针对梁氏散文集中提到的外国作家，将其所属国家进行分类，得出外国作家分属于六个不同国家，按照各个国家人数多少进行排序所得：英国91人、法国16人、美国10人、俄国6人、德国4人、加拿大1人;将其所属世纪进行分类，得出外国作家处于五个不同世纪，按照各个世纪人数多少进行排序所得：十九世纪70人、十八世纪29人、十七世纪19人、十六世纪9人、十四世纪1人。（注：①上述数据以笔者查找的人数为准;②世纪的计算以作家的出生年份为准。）
显而易见，从国家范围看，梁遇春对于英法作家提及较多;从时间范围看，对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家提及较多，尤其是处于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梁遇春对西方文学的了解，时间范围跨度较大，阅读类型甚至远超文学领域，散文中提到的人物包括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画家……可以说他对各个领域皆有涉及。这也印证了梁遇春的外国文学修养之深。
在整理人名与书名时，笔者发现哲学类书籍在梁遇春阅读的外国书籍中占有一定比例，梁氏散文中提到芝诺、安托万·阿尔诺等人，这些哲学家们所处的时代、国家、学派和各自所持的哲学观点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风格迥异。梁遇春对此没有死板吸收，而是学思结合。如《一个“心力克”的微笑》中梁遇春对于“心力克”的阐述不局限于它是希腊化时期犬儒学派的哲学家，还对哲学家玩世不恭的思想作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进而深层次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梁氏散文中，哲学与英文单词也产生了奇妙的火花。《谈“流浪汉”》里梁遇春把Vagabond翻译为“流浪汉”，认为他们“是种可爱的人儿”，大改人们心中原有的流浪汉邋遢无赖的形象，赋予流浪汉新的含义。梁遇春所谈及的流浪汉与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是有联系的。伊壁鸠鲁的心理快乐主义主张愉悦的追求推动人的行为。行为决定生活，用心底的冲动掌控生活，不受控于世俗，自由的享受生命乐趣的流浪汉不就是做一切事情都是听从自己的愉悦吗？文中梁遇春曾用偷过东西的莎士比亚、忙着躲债的理查德·斯梯尔、抽大烟的柯勒律治等人举例子，这些文学家带有流浪汉的气味，没有君子一样的德行，不是一直处于法律、道德的界限内，却写出了不朽名书。流浪汉们自然、随意，不固执坚守伦理与宗教，不受正统束缚，这些特征与早期犬儒派的主张有共同之处。安提斯泰尼宣称否定习俗，从世俗中解脱，追寻自然，重视心灵和精神的价值，这与流浪汉不掩饰内心的欲求，不珍视名声，不受家庭、社会等外在世界的困扰有相似之处。第欧根尼也遵循自然，但与流浪汉的自然不同，流浪汉没有不体面，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嘲笑之中，他们有着感情上的超脱，坦荡大方，快活一生。犬儒主义的主张是复杂的，流浪汉的性格特点是多样的，不是每一位流浪汉都有梁遇春所说的全部特质，都是犬儒学派忠实的信徒，千人千面，流浪汉也是如此。从流浪汉与犬儒主义的比较中可以知道，梁遇春没有对犬儒学派的观点全盘接受，所以笔者认为不应对流浪汉与犬儒学派的异同过多关注，流浪汉过着犬儒主义的生活状态才是目光应该聚集的地方。文中的例子几乎全部引用西方作家作品，却以苏轼的一首《西江月》作结，实为有趣。这首词仔细分析也是带有流浪汉气质的，词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如苏轼大部分词作带有的豁达、恬淡，《西江月》的超然物外之境界与真正的流浪汉“已经做到无人无我的境地”是相同的，也与上面提到的“自然”是共通的。在梁遇春眼中，苏轼应是中国的流浪汉。可以说，梁遇春心中的流浪汉是希腊化时期为疲惫心灵追求个人的解脱的哲学与中国诗词的意境的结合。
阅读不是真空环境下发生的活动，读者的心灵不会是白纸一张，等待着被泼墨书写[12]。梁遇春对哲学知识与中国诗词的独特理解让他对“流浪汉”一词重新释义，融合了中西方不同方面含义的词语，反映了他当时的阅读行为与阅读文化。通过对梁氏散文分析，笔者发现梁遇春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独特理解去观照中国诗词，甚至对于事物的理解都沾有西方哲学的影子，在文中探寻到的哲学气息则表明，西方的文学或者说观点在潜意识中已影响梁遇春看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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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