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浩峰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雕塑。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成员，不掌握一枪一弹，不执政一城一池，刚成立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李颖在谈到她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创作体会时，所提到的一句话。
回顾百年党史，李颖历数道：“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后，也就是1949年，已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后，也就是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成立57年后，也就是1978年，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发展活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成立91年后，也就是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如期实现。这些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能彪炳史册。”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今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述评文章《从胜利走向胜利——百年华诞之际致敬党的诞生地上海》。文章历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以上海为例，“《南京条约》后被迫开埠，宣告封建社会的失败;制造出中国第一支步枪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甲午战争后荒废近三十年，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远东第一大城市的迷梦被日寇铁蹄击碎，宣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失败;解放前夕上海的物价飞涨和经济崩盘，更是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失败”。换言之，在旧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一支力量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和人民群众饥寒交迫的窘境。无论这支力量是以传统的农民革命的方式，还是封建王朝的自救、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日渐沉沦。
但同样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上海，孕育出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星星之火。1921年7月，上海一幢不起眼的石库门小楼里，亮起星点的煤油灯光，如同闪电般照亮夜空。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国人，在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后，发出惊雷：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更令人瞩目的是——百年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屹立不倒。“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成功并将继续成功的密码，到底是什么呢？
从胜利走向胜利“我敢断言，党和红军将很快走出困境，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1935年2月，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之后，扎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掷地有声地说出这样一段话。
此前，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从南渡贡水到血战湘江，损失不可谓不大——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番号撤销。
一连串的战损数据背后，是牺牲的一个个赤胆忠魂。可随着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由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历史证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这条道路的一端连着信念，一端连着梦想。信念是根基，道路是途径，梦想是目标。”李颖如此表示。
回顾百年党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到陈独秀在1920年9月发表《谈政治》，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可以说，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一种朦胧的向往，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逐渐认清——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良知的科学思想体系。
可在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小楼里，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只有50多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与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它是那样的势单力薄、毫不起眼。如今回看，建党是伟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可回望百年，凭什么这样一支弱小的力量，能经历百年风云激荡，不仅屹立不倒，且愈发壮大。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内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是9194.1万名，基层党组织468.1万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则称，“现在世界上党龄超过100年的党不多了，连续执政超过70年、继续在执政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没有变，梦想没有灭，由是，道路再曲折，哪怕有一时的挫折，终究能找到胜利的方向。
在李颖的《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国共携手——投身大革命的洪流》篇章中，记录了一段少有人知之事，亦即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以前，共產国际最初选择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吴佩孚、陈炯明。
提及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寻求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李颖如此表述：“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在李颖看来，共产国际之所以会一时选择吴佩孚、陈炯明，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方面，1920年吴佩孚通过直皖战争掌握北京政府大权后，伪装进步，曾表示愿意与苏俄改善关系，同意接纳苏俄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使团到北京，并通知原沙俄驻中国使馆停止活动。接着，吴佩孚还取消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反对苏俄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派张斯麟赴远东共和国同苏俄谈判。1922年，吴佩孚还发出通电，主张劳动立法和保护劳工。至于陈炯明，1918年率领援粤闽军击败闽督李厚基后，占领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了闽南护法区。1919年底，陈炯明在漳州办《闽星报》，称颂社会主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波塔斯夫等相继到漳州，他们也曾极力赞美陈炯明。共产国际甚至一度因为听信陈炯明方面的说辞，把孙中山看做“巧妙的外交家，谨小慎微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