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红酒绿一
2004年9月初，我用两瓶红牛和一桶泡面买通了“星威塑胶厂”上夜班的保安，背上行李，从里面逃了出来。之所以用“逃”这个字眼，是因为这是一家黑心厂，上班时间长，工资低不说，吃住又差，而且管得死，从不批准人辞工，行李也不能随便外带。幸好保安还算有点良知，并没有太为难我们这些打工仔。
我不想再进工厂了，打算换一个环境工作，尝试一下新的生活。我小学毕业，没文凭没技术，只能干粗活，加之又是男生，可选择的工作并不多。兜兜转转了好些天，钱花得差不多了，终于在一家名为“龙记火锅”的店面试做服务员。
“龙记火锅”位于东莞市长安镇莲花小筑的大门口。莲花小筑是别墅区，门口有一片几百平方米的绿化园，开发商觉得浪费，就用钢架铁皮在绿化园上面建了一个长方形铺面，与大门口的第一栋别墅连接起来，做成了饭店格局。长方形铺面是大厅，可以摆下20张桌子;别墅一楼的客厅和卧室改成了两间包房，车库则改成了厨房;2楼客厅改成了总经理办公室，两边的大卧室给厨师们住;3楼是顶层，原本有两间观光房，还有一大一小两阳台，大阳台有40多平方米，被改建成铁皮房，隔出3个小房间。女服务员和收银员住在两间观光房和一间铁皮房，男服务员则挤在小小的两间铁皮房。铁皮房斜坡式，进房时有两米多高，但是斜得厉害，走两步就能顶到头，走到床尾处只有1米多高了，一不小心就要碰头，很是难受。
我住在铁皮房最里面的一间。铁皮房没有隔层，下雨像打鼓，噪音大得让人抓狂;晴天呢，太阳一晒，狭窄的空间闷得像烤炉，而且没有风扇，热起来相当难受。幸好那时已经是9月中旬，白天阳光闷热，到了夜里空气稍微清凉下来，倒是能挨得过去。因为房间小得可怜，我们的衣服也没有衣柜存放，就直接挂在铁皮顶的钢架上，裤子、T恤、衬衫、毛巾、袜子等挂满了钢架。每间铁皮房住几个人，房顶本来就矮，再挂上这么多衣物，简直像个难民窝，进去的时候必须弓着腰，穿过花花绿绿的裤衩才能摸索上床。遇到下雨时没地方晾衣服，我们把湿漉漉的衣服挂在房间里阴干，整个房间就散发出一股霉潮味。
刚入职时，火锅店正在装修，没有开业。说起来，我还是第一个面试者，门口刚贴出招聘启事，凑巧被我撞上了。那时店里还没有大堂经理，由总经理直接面试我。总经理姓许，辽宁抚顺人，1982年出生，只比我大两岁，长得高挑漂亮，神色间仍带着少女的天真与梦幻，根本不像做生意的，倒像一个模特。
我是第一个聘用的服务员，进去之后要做一些事情，例如打扫宿舍、安装床铺、清理马桶等。做这些事情并没有工资拿，因为许总说了，要等火锅店正式开业后才开始算工钱。但我没有计较那么多，反正闲着也无聊，就把里里外外的杂事给包揽了，有时夜里还去装修的店铺里面睡觉，帮忙看守东西。许总觉得我是个勤劳踏实的人，1个多月后，火锅店开张，就把我调到吧台里面当水吧员。
我能当上水吧员，除了做事勤快之外，倒也是因祸得福。我小时候练武功，把腰骨扭伤了，只读完小学就辍学在家治病。后来又因当渔民，体内患上了严重的風湿和类风湿关节炎，从11岁到18岁，治了整整7年才控制住病情。刚进火锅店时，没有热水器，我只能用冷水洗澡，惹得旧病复发，因没钱买药吃，腰腿疼痛，走路就有些瘸，虽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后来许总招来一位大堂经理培训新员工，在练习端盘子的时候，大堂经理发现我走路特别难看，一高一低的，两只脚不平等，像打摆子一样。这怎么能做服务员？做传菜员都不行，会影响饭店的整体形象。
大堂经理皱起了眉头，私下找许总商量。我很担心饭店还没有开张就被干掉了。提心吊胆了好几天，接到的竟然不是坏消息，而是好消息，许总决定把我调到吧台当水吧员。水吧员在吧台里面做事，不需要出来服务客人，就算瘸腿，也不影响饭店的形象。
水吧员的工作是卖酒水饮料，还有切水果拼盘。除了卖酒，还要调酒。不是调鸡尾酒，只是勾兑普通的酒水，例如红酒调雪碧加冰块，洋酒调红茶加柠檬，白酒加话梅或兑红牛。我哪里懂得这些门道？连洋酒长得啥样，跟红酒有什么区别，我是完全不知道的。而切果盘，也不是用刀子随便切，往盘子里一装就完事了，真正的水果拼盘，是要切出花样来的，什么孔雀开屏、龙凤呈祥、一帆风顺之类的，甚至在水果表面刻一些花纹图案。出来打工两年多，我连水果都没吃过几次，连削皮都不会，更别说让我切水果拼盘了，搞不好只怕会把手指给切了。因此水吧员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要不是饭店开业在即，一时招不到水吧员，许总也不会让我顶上。
为了照顾我，许总把大堂经理和后厨老大找来谈话，切水果拼盘的活儿交给后厨（吃完饭，每桌都要上一盘水果拼盘，不像现在单一的西瓜或橙子，必须要有几种水果混搭，摆出花样来才算是对客户尊重），而调酒的活儿，就交给大堂的领班。领班都是有经验的人，普通酒水勾兑，她们能应付过来。最终，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卖酒水饮料，还有保管和清洗喝酒的高脚杯及扎壶，简直是整个饭店里面最清闲最好玩的一份工作了。二
如今，水吧员这个职务在饭店基本消失了。一般的餐厅，水果事先切好，和小食一同摆在自助区，供客人免费享用。而客人要喝什么酒，服务员下了单，顺手就去拿。总之，没人愿意养水吧员这号闲人。
我在火锅店上班时，水吧员还是一个颇受老板器重的职位，除了日常的酒水售卖，还要负责采购和做账，供应商的月结时间到了，要拿对账单去找总经理申请货款。香烟、白酒、饮料由批发店供应，啤酒则由厂家直销店供应。那时市场竞争势力最大的是金威、青岛、珠江三款啤酒，他们会派小妹过来进行促销，这些小妹也都归我管。
小妹们长得都很漂亮，能说会道，打情骂俏，把客人哄得眉开眼笑。她们是靠卖酒水拿提成的，为了多卖些酒出去，有时也会逢场作戏，敢跟客人喝交杯酒。小妹们都是见过世面的，而我当时不过是一个毛头小愣子，她们不时调戏我，有时私底下会找我撒娇，希望能得到我的关照，给她的啤酒做专场。可惜那时我太单纯了，并不懂得这些风月情调，也不知道私底下的一些潜规则。
啤酒销售员经常来找我，洽谈专场的事情。专场就是单卖一个牌子的啤酒，例如给青岛啤酒做专场，青岛啤酒的批发价就便宜一些，并以赠送啤酒的方式吸引客人。许多饭店打出“某啤酒买3送1”或“消费满多少金额赠送某啤酒”之类的广告，就是给这个牌子的啤酒做专场。我喜欢看到一群花枝招展的啤酒小妹在我的面前晃荡，找我撒娇，如果做啤酒专场，只能看到一枝花儿在我眼前摇曳，多少缺些意思。出于私心，我拒绝了任何专场的诱惑。
白酒小妹也经常来串场。白酒小妹的数量没有啤酒的多，她们都是以串场方式来推销酒的，哪个饭店生意好，就去哪个饭店打转。白酒小妹也跟客人打情骂俏，但从不跟客人喝酒，因为白酒后劲大，女孩子喝了容易迷糊。其中一位白酒小妹是安徽的，推销皖酒王，不知为何她总想把她的妹妹介绍给我做女朋友。她的妹妹在一家工厂上班，当助理，她将妹妹的照片带来给我看，长得还蛮漂亮的。不過我并不感兴趣，那时的我内心正急剧膨胀，精神上已经有些飘飘然了。
水吧员跟大堂经理一样，要穿西装打领带。我清癯，高瘦，量身定做的西装穿在身上，不说身材挺拔，至少有点人模狗样，焕发出一股精气神。换了一副马甲，我便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当时觉得这些小妹已经配不上我。
吧台里面只有两个人工作，一个是我，一个是收银员。收银员姓甄，也是1982年的，跟许总是发小。我和甄姐关系好，也跟许总亲近，可以说，我在火锅店的日子称心如意。
尽管内心意气风发，但做事上我仍小心谨慎，并没有失去分寸。我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为了感恩许总对我的特殊关照，我也尽可能一切为她着想。当时古绵纯白酒搞促销，买一箱酒，里面有12罐可乐，是赠送的，只有我知道里面的玄机，如果我把12罐可乐拿到宿舍喝，根本没人能知道。但我还是如实地汇报出来，并记账放到冰箱里卖。还有啤酒搞促销，买3箱送1箱，送的啤酒并不入账，我完全可以联手啤酒业务员，从中转化为钱。一箱啤酒也值几十块钱呢，火锅店的啤酒好卖，这些都可以成为个人的灰色收入。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动手脚，许总对我有知遇之恩，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背叛她。
也正是这样，许总把我当心腹看。就连周董也对我的为人很认可。周董是一位香港人，看上去40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偏胖，脸圆圆的，下巴丰满，很敦厚，有点弥勒佛的味道。收银员甄姐私下跟我讲过，饭店从楼面转让到重新装修，再到购买大堂和厨房的各种物资，花了200多万元，加上后期的运营，估计不下300万元。以许总一位20出头的姑娘一己之力，当然盘不下这么大的店，真正的幕后老板是周董。
周董为人低调，一个月就来几次饭店，每次过来，就坐在吧台里面喝茶。他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家世如何，我无从晓得，只知道他兼职了港台商会秘书长之类的职务，因此跟许多台资和港资企业家走得近。饭店开业时，生意火爆，也是靠这些企业家和高管来捧场。
我是老板身边的红人，大堂经理和领班都让我三分。不过，我并没有摆出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与这些管理层，包括厨房的大厨们关系都搞得很好。虽然我是水吧员，但仍跟服务员住在狭窄逼仄的铁皮房，因此跟服务员的关系也好。总之，整个饭店的人都喜欢我，有两个女服务员还偷偷向我表白。其中一个是四川妹子，当时才17岁，刚从中专艺校出来实习，单纯善良，人也长得秀气，唱歌很好听。她原本是想找个酒吧当驻唱的，却不知道怎么跑来火锅店当服务员了。可惜我不知道珍惜，也没有什么坏的念想。那时我对女孩的追求有了另外一个高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幻想：我要娶一位本地姑娘做老婆，从此过上美好的生活。
萌生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与一个人有关。这人叫李玉龙，本地人，他信誓旦旦地说要介绍一位本地富商的女儿给我，包管我这辈子过得潇洒快活。他的话让我对当时伸手可及的爱情视若不见，一心只想着攀上金枝玉叶，改变自己的人生。
李玉龙是搞走私生意的，更贴切地说，他是个水货商人，专门从香港拿货到大陆卖。新世纪初，能到香港走水货，那不是简单的人，身后肯定有着复杂的关系背景。
因为周董的人脉关系，到火锅店吃饭的大多是港台商人，他们喜欢抽三条五和万宝路之类的烟，喜欢喝洋酒。这些洋烟洋酒大陆没有卖，只能通过私人渠道获取。许总四处打听，周董也动用了关系，并没有搞到这种货源渠道，时常引以为憾。
酒店开业两个多月，我已经完全熟悉并掌握了吧台的工作，同时也得到了甄姐的信任与许总的赞赏。我对这样的日子感到心满意足，一个小小的吧台，成为了人生奋斗的地盘。每天下午2点到5点钟，饭店进入午休，那是我最喜欢的时间段，没有客人上门，我可以在吧台里面一门心思写作，为梦想而奋斗。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这个梦想由来已久，从我小时候生病瘸腿就开始萌生了，穿过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仍念念不忘，如同人生信念般融入了血液里。只要一闲下来，我就会拿起纸笔，写下一些小说构思或者日记。
饭店上班只有几个小时的忙碌时间，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晚上6点到8点，相比工厂永无止境的流水线，确实要轻松许多。水吧员的工作更是清闲，既不要洗菜备餐，也不需要摆桌拖地，就拿一块湿布抹一下台面而已。每天午后休业，饭店大堂只留一名待客的服务员，其余的人都去休息了。这是一个无人看管的时刻，服务员也不必站在门口枯守，可以坐在门口边上的桌子，趴着脑袋休息。
吧台只有我和甄姐两人，因为内有烟酒物品，需要轮流值班，还有接听订餐的电话。大多时候，我都是主动要求值班，一来可以讨甄姐的欢心，二来当然是为了写小说。那时，我以写短篇的爱情小说为主，想投《江门文艺》《佛山文艺》之类的刊物。
一天下午3点多钟，服务员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饭店静悄悄的，台吧边上的冰柜底部的压缩机发出低低的运转声，仿佛底下藏了一窝蛐蛐儿，正在唧啾。冰柜上面放着一盏诱虫灯，蚊子、苍蝇等飞虫被那缕幽幽的蓝光诱导，飞扑过去，被灯罩边上的电网击中，发出啪的一声。时间就在生命的逝去中悄然流失。我心无旁骛地挥着钢笔，在笔记本上沉溺自己天真的梦想。这时，一个小伙子推开饭店的玻璃门，朝吧台径直走来。
小伙子身穿西装，手提公文包，一看就是跑业务的。每隔几天，总会有一些酒商或批发店的业务员来找我，希望合作。还有一些广告公司的业务员，问我需不需要制作传单与优惠券之类的东西，已经见惯不怪了。这小伙子个头不高，一米六五左右，瘦瘦的，剪着短发，看上去倒也精神。他站在吧台前，并不吭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算是打招呼。我摇头拒绝。他竟也不客气，把烟叼在嘴里，从口袋掏出一个镀金的铜制火机，一甩手，哐啷一声，火机盖子掀开，火苗蹿出来，很像港台片里面那些耍酷的老大。
小伙子自顾着抽烟，把烟灰弹在吧台的烟灰缸上，那漫不经心的样子，一看就是老江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傲慢的业务员，以前不管是酒商还是广告业务员，一上来就是先问好，然后浮着笑脸，客客气气地递上名片，一副恭敬的样子。这小伙子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不报家门也不递名片，只顾着悠悠地抽烟，一双不安分的眼睛骨碌碌转动，毫不客气地打量着酒柜上面的摆设，然后才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他冒昧上门，打断了我的写作，已令我心里很不爽，再看他漫不经心的样子，我心里更是有气。毕竟经过严格的礼仪培训，来者是客，我并不露出厌倦的神色，只是冷笑一声，看他玩什么花样。
小伙子抽了半根烟，才突兀地问了我一句：“你是老外吗？”
在饭店上班，要剪短发，因为我额头大，脸长，眼窝深，鼻子挺，加上瘦，看起来像有些混血的样子。我说不是。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广西的。他哦了一声，广西的，会讲白话吗？我摇头说不会。他问，你这里有三条五的烟卖吗？我摇头说没有。他看着我背后的酒柜又问，你们怎么没有洋酒卖？我已经相当不耐烦了，说洋酒（正规渠道拿货）太贵了，卖不出去。他说，我有便宜的洋酒，还有三条五和万宝路，听说你们这个店有很多台湾人和香港人吃饭，应该用得到。一边说一边掏名片递给我。我看了名片，上面写着李玉龙，职务是港嘉超市业务主管。
就这样，我认识了李玉龙，并且从他那里进了一些洋烟洋酒。来店里吃饭的港台商人居多，销量还不错。李玉龙于是经常来找我玩，没事请我出去吃夜宵。接触多了，我对他有了一些了解，他是本地人，父母在咸西村莲花苑的小区门口开了一家超市，因为有走水货的渠道，超市里面有不少港货卖，深受本地人喜爱。
李玉龙给我取了个绰号“鬼佬”，就是外国人的意思。火锅店不做夜宵，每天晚上9点钟准时打烊，打扫半个小时的卫生，9点半下班，一直到第二天的上午11点钟才上班。这样的工作时间让人可以睡懒觉，晚上像夜猫子一样去外面鬼混也无妨。那时东莞还没有禁摩托车，夜里10点多钟，李玉龙开着一辆超大排气筒的摩托车来接我去玩。那摩托车的引擎声很大，咆哮过街，引人侧目。
刚开始接触，李玉龙很含蓄，就带我去烧烤摊喝小酒，然后唱歌。那时量贩式KTV还没有兴起，只有夜总会或娱乐城才有专门唱歌的包间，但消费特别贵，一般人消费不起。普通人想唱歌，就在街头的唱吧。唱吧非常简陋，装一套音响设备，放几张桌子，上面放一些纸条，想唱什么歌，就写上歌名与桌子编号，撕下来给老板。1首歌1元，每张桌子一次只能唱3首歌，循环轮转。还没轮到唱歌的桌子，就在那里玩骰子喝酒，听别人唱歌。那时还没有电脑点歌，仍用DVD播放，有时某张歌碟里的歌比较受人欢迎，放的次数多了，就会卡，一卡唱歌的人很尴尬。我虽然五音不全，但喝了酒之后，也喜欢吼上几嗓子。
玩了一段时间，混熟之后，李玉龙对我的性格与人生背景有了一定了解，就带我去夜总会潇洒。我喜欢去夜总会的迪厅玩耍，不仅可以跳舞，还可以看歌手演出，舞台上DJ穿着比基尼疯狂地打碟，音乐像抽筋一样，咯吱咯吱的，让人听得也想“抽筋”，忍不住要扭动一下身子。夜越深，迪厅的节目就越多，美女跳钢管舞，模特走秀，有时还会请到香港三线的女艳星来助阵。我以前不喜欢跳舞，觉得甩头扭屁股特傻，像个二百五。但那是因为没有喝酒，脑子太清醒了。喝了酒却不一样，酒壮怂人胆，在酒精和迪斯科音乐的促进下，全身细胞亢奋，到舞池里摇头晃脑扭屁股便觉得很爽快，也十分刺激。舞池里面有很多美女，她们穿得相当暴露，跳起舞来性感无比，让人看得心潮澎湃。这些美女大多是迪厅请来热场子的，有些喝酒很厉害，故意陪酒，增加客人的消费。她们都很开放，也懂得调戏客人，有时会与你跳贴面舞，比赛谁跳得更嗨;或是背对着你，用饱满的屁股蹭着你的大腿;甚至双手搭在你的肩膀上，胸脯一耸一耸的，把秀发甩到你的脸上，让你闻她秀发上的香水味。舞池里有雾气，五颜六色的灯光因为雾气的萦绕，渗透了欲望，显得更加暧昧，让人只想放纵，恨不得一直搂着舞娘跳到天亮。只要给钱，这些舞娘当然也会满足客人的要求。
以前和李玉龙吃烧烤喝小酒，礼尚往来，我时不时会买单，到夜总会的迪厅之后，消费全都由李玉龙买单。里面酒水贵，一次就抵得上我一个月的工资，我哪里扛得住？我这人不喜欢欠人情，虽然觉得迪厅好玩，但去了几次之后，看到消费这么高，就不敢去了。李玉龙却热情不减，再三邀请，说是要我和交知心朋友，也没有别的意思。他又说他喜欢去这些地方玩，一个人无聊，让我陪他去，好歹有个伴。见他说得恳切，把我的心磨得痒痒的，后来又去了几次。被灯红酒绿的夜生活给熏陶，不免起了贪恋红尘之意，觉得一个人若是能天天过这样的日子，那比神仙还快活。
有一次跳完舞，回到卡座上喝酒。借着兴奋，我俩一口气干了3杯啤酒。李玉龙搭着我的肩膀问我一个月有多少收入。我和他认识一个多月了，他第一次问起这个隐私的话题。我当时有些困窘，勉为其难地说600元一个月。李玉龙露出惊讶地表情，用一种不敢相信的语气说，你长得这么帅，又当吧台员，一个月才那么一点工资，还没有人家工厂仔多呢！我愈加尴尬，不知道要说什么。他脸上突然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低声问我，你想不想赚大钱？我以为他要带我去走水货，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想！李玉龙随手指着隔壁卡座上的一个男人说，他一个晚上的收入，比你3个月还多！那男人穿西装打领带，看上去跟我一样，像一名吧台的工作人员。男人坐在一张小卡座上独自喝酒，眼睛时不時四周张望，像等什么人。我好奇地问李玉龙，你怎么知道？李玉龙说，你看到他面前放的烟盒子没有？我看了一眼，那人面前放了一杯啤酒，酒杯边上放了一包烟，烟是竖起来的，上面放了一个打火机。难道这里暗藏玄机？李玉龙哼了一声，这人是做小白脸的。
奥秘就在于此。一些特殊的夜总会或娱乐场的酒吧里面，只要把烟盒子竖起来，上面放一个打火机，就是把招牌亮出来，表明小白脸的身份。要是有女人过来搭讪，说帅哥，给根烟我抽呗！这是行业暗号，来问价钱的。小白脸从烟盒子里面掏出两根烟，递给女人。两根烟表示两千块钱一晚上。女人把烟接过来，如果同意就把烟收下，如果不同意，则递一根烟给小白脸，只留一根在手上，代表1000块钱一晚。小白脸如果同意，就把打火机打亮，帮女人点烟，如果不同意则摇头。
李玉龙对我说，你可以试一下，一晚上可以赚好多钱，比你在饭店几个月的工资高。你虽然瘦了一点，但有富婆喜欢你这种小靓仔类型的，我手上有资源，可以介绍给你。
直到这一刻才真相大白，李玉龙无端地对我这么好，不计花费带我来这种场合玩乐，是要给我洗脑，想让我加入小白脸的行业。这个夜总会是他一位朋友开的（说不定他也有股份），楼上有过夜的房间，小白脸几乎都在楼上开房。
李玉龙问我有没有睡过女人。我害羞地摇头。他哈哈一笑，说还是红花仔呀，那可以卖个好价钱！接着他又给我洗脑。无非是小白脸一个晚上可以赚几千块钱，又快活又轻松，比干什么都强，一年攒下来的钱可以在东莞买套房子。又说，指不定会被哪个富婆看中，一年给你扔个几十万，打一辈子工也未必赚得到这么多钱。
说得我蠢蠢欲动。这么多年来，我过的都是苦日子，小时候因为治病，折腾得家里紧巴巴的，不可能有零花钱，即使后来去当了渔民，有些微薄收入，但也只是够用来买药和买些盗版小说看。出来打工，工资收入并不高，每个月要往家里寄钱，剩下一点钱还要买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生活十分拮据。虽说现在转入了饭店工作，生活方式有所好转，但是工资仍是那样的低，每个月都不够花，日子过得苦闷。一个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内心对金钱的渴望是十分强烈的，不免有“一夜暴富”的想法。何况我一直有当作家的梦想，想找机会改变这种贫穷的生活，好有时间去写作。但自己身无一技之长，想靠打工赚钱来实现作家的梦想，太渺茫了。李玉龙让我加入小白脸的行业，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光彩的事情，但仍十分动心。李玉龙给我洗脑，说只要跟女人睡觉就能赚钱，一年能存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是我这辈子都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对于一个没有见过世面、没有多大定力、内心极其渴望用金钱来改变命运的人而言，当小白脸无疑是一条致富的捷径，令我摇摇欲坠。
但是我想到要干这一行，就要辞职，心里不免割舍不下。在饭店的吧台工作，是有生以来我干过最好的工作呢！何况许总对我这么好，我怎能背叛她？李玉龙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说根本不用辞职，这种活儿是可以兼职的，反正只是夜里陪女人睡觉，就像跟老婆睡觉一样，第二天一大早客人就走了，不影响上班。
我愈发心动起来。小时候当了7年的瘸子，出来工作又吃了许多苦，我心里一直隐藏着对生命灰暗的痛恨与对未来不明的忧伤。回顾20年来，我似乎没有享受过什么人生乐趣，仿佛活着只是为了受苦。现在接触到这样的灯红酒绿生活，内心有些不甘起来——世间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他们就能夜夜笙歌，而我却要忍受苦难？李玉龙说得对，人要为快乐而活，给人家打工，一个月拿几百块钱，这辈子做到死也攒不了几个钱，不仅白白浪费青春，身体放在那里也没有用，不如放开手脚干一年，爽爽快快地跟女人睡觉，快活的同时又能赚钱，比打工好过多少倍！何况男人这辈子图什么？不就是想多睡几个女人吗？虽然说有些女人老了一点，没关系的，女人都是会变老的，你可以想象她们年轻时的样子。再说了，老女人价钱也高，等你有了钱，也可以睡漂亮的女孩子，你看那些跳舞的美女，身材好脸蛋靓，只要有钱就可以带她们去过夜……
李玉龙循循善诱，用语言的魅力，一步一步地瓦解我內心的防线。他甚至信誓旦旦，不收任何提成，把他所认识的香港富婆介绍给我，等我赚了钱，就请他吃夜宵。他越说越起劲，并给我打包票，只要我答应，他今晚就让我破身，赚3000元，甚至5000元，他说红花仔是很值钱的，很多富婆都在找红花仔呢！
这是多么具有杀伤力的诱惑！如果我的口袋明天突然多出几千块钱，那无疑是一笔巨款，将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命运。我明天就可以到饭店边上的出租楼租一间房子，不用再挤在狭窄逼仄的铁皮房里面睡觉，过着难民般的生活。然后我还可以买一套自己最喜欢的金庸和古龙正版图书，再买来一些纸笔，闲时就能安心地看书写作了。甚至我可以去报名学电脑，听说现在投稿都是用邮箱的，我必须要跟上时代。
在酒色迷离之下，我心里的魔念一寸一寸滋长，很快就覆盖了全身，整个人都轻飘起来。我在饭店上班，经常看到大腹便便的台商与港商高管，带着年轻貌美的金丝雀来吃饭。还有舞池里面那些舞娘，尽情地展现性感身腰，随时勾搭猎物。这些青春靓丽的姑娘都可以为金钱付出一切，何况我是个男人，有何不可？几百块钱一个月与几千块钱一晚上，中间形成的漩涡，足可以吞噬一个人的灵魂！
李玉龙看到我的目光正在软化，脸上的神情也迷离起来，他知道我已经为之所动，于是加大剂量地在我耳边吹风，让我的心魔无法控制。我抬起头，看着形形色色的舞台，看着快活涌动的人潮，那些男男女女的杯盏暧昧，花花世界的绚丽多姿就像一股洪流，将我席卷其中，让我无法控制自己。我仿佛看到不远处有一群女人正在朝我招手，她们眨巴着眼，手上挥动着金灿灿的钞票，像一群巫婆在招魂。三
无论多么难忘或惊奇的往事，经过时间的冲洗与打磨，落在文字上，都是不露声色的简单。经历一番内心挣扎，最终我没有迷失自己，没有迈出那龌龊的一步。并不是自己的意志有多么坚强，人格有多么伟大，那条充满罂粟般迷幻的道路，那个荒诞怪异的想法，其实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瓦解的。如同天空的海市蜃楼，因为太阳的猛然出现而消散了。这个人就是周董。
我和李玉龙晚上出去吃喝玩乐的事情，最终传到了许总的耳中。饭店的服务人员都住在3楼，活动范围就这么大，某人有什么风吹草动，几乎都会知道的。我晚上去向不明，经常深夜醉醺醺归来。有时借着酒劲吹牛，向他们炫耀，说去夜总会看美女跳钢管舞之类的，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同时，也引起他们的羡慕或嫉妒。不久，我出去喝酒玩乐的事情，就传到甄姐和许总的耳中了。
许总怕我学坏，她也认识李玉龙，因为是供应商，结款要找许总拿钱的。许总毕竟见过世面，觉得李玉龙这人不简单，老话说“穷不走水，富不涉淫”，“走水”大约说的就是搞水货吧。我在吧台工作，掌管酒水，并且挨着收银台，职务颇为重要，许总知道我是个单纯善良的人，怕我被人带坏了，很想找我聊聊。但她也只比我大两岁，工作上的事情可以派遣我，生活的私事，她当然不能像长辈那样语重心长地跟我谈心。所以她只是在口头上说我一两句，见我并不悔改，就将我的事情告诉了周董。
那时已是2005年的元月中旬，进入了农历腊月，还有半个多月就要过年了。这是所有饭店都忙碌的季节，政府单位和国企部门来搞年会，还有民营公司的高管聚餐、工厂员工搞尾牙、业务员请客户吃年饭，以及朋友之间的年前聚会，都会来到饭店里。周董的朋友们也常来火锅店捧场，那段时间，周董几乎每天都要来火锅店打转，应酬谢客。
一天晚上，饭店打烊，周董叫我到2楼的办公室稍坐，说要找我聊聊天。我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总经理办公室很大，40多平方米，除了办公区域，还用屏风隔了一个小会客厅，摆了沙发茶几。周董晚上喝了不少酒，有几分醉意，他面色通红，半倚在大沙发上，用保温瓶喝茶。我坐在一边的小沙发上，战战兢兢，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周董见我正襟危坐的样子，就说，不要紧张，只是找你聊聊天，没别的事情。年底了，我要写几封感谢信和贺卡，赠给捧场的朋友，回请他们吃饭。你文笔不错，到时帮我把把关。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松了一口气，赶紧说，哪里哪里，我只是小学生水平，不敢当此大任。
饭店的人当然不知道我的真实学历，在外面谋生活，谁都要包装自己，我断然不能说自己只有小学毕业，否则只怕连服务员都当不上。我对外宣称，一般都以中专学历来标榜自己。此刻我坦诚地说出来，在老板听来，当然是谦虚的说法。
关于我文笔好的事情，缘于饭店的传单制作。每个饭店开张，都要派服务员走街过巷大量地发传单。传单是广告公司制作的，打样送给许总审核。当时我已经进入吧台工作，开始着手吧台酒水的进货与记账，还有柜台摆放与冰箱的贮藏工作。传单送过来，放在吧台上，我第一时间便能看到。广告公司给饭店做传单，内容版式都是千篇一律的，饭店简介无非是“环境优美，交通方便，菜味美好，服务周到”之类的通用语句，看上去特没劲。我进入吧台工作，得益于许总的特殊关照，所以不免力图表现，怀着感恩之心，绞尽脑汁，斗胆写了一稿饭店的简介，递给许总。虽然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类东西，但因为看书多，对文字也有感觉。何况我耗尽心思去写的，比那些千篇一律的广告词要高明得多。许总看过之后，很是满意，后来给了周董看，周董对我也夸奖有加，说我的文笔好。后来传单大批量印刷，一摞一摞地堆放在大厅门口，当时我激动极了，就像出书一样。毕竟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呀，虽然没有署名，但一印就是几万份，它们将会播撒在长安镇的大街小巷，让无数人读到。
后来我每天下午在吧台写作，也成为了众所皆知的事情。饭店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有文化的人，也知道我要当作家的梦想，那些暗恋我的女孩子更加喜欢我了。这些传闻也传到了许总和周董的耳中，两位老总对我也有些刮目相看的意思。
这天晚上，周董说要让我把脉感谢信，我既高兴又害怕，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水平并不高，担心搞不好会让他失望。
谈完所谓的正事，周董就像和朋友聊天，跟我讲起他的人生经历。我才知道他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工作近10年，后来将日本的数码产品引进到香港卖，有了资金后就开始搞金融，却遭遇了金融危机，差点破产跳楼，经过努力后又才爬起来。
周董把我當成了好朋友，剥下他神秘的面纱，袒露内心，将自己的创业经历说给我听。说到当年遭遇金融危机时，周董的声音还有些低沉，那时候他面临破产，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愁得快要得抑郁症了，后来去看心理医生才重新获得了信念，硬是撑了过来。
我颇有感触，才知道即便是成功人士，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随后周董话题一转，认真地看着我说，听说你最近经常出去玩，跟别人喝酒跳舞，总是深夜才回来。年轻人要趁着精力好，多学点东西，沉下心来做事，不要年纪轻轻就被酒水灌坏了身体。我听了这番话，心里猛地打了个激灵，才知道周董的用心良苦，他前面说着自己的成长经历，不过是为了铺垫，最终目的是用来教育我的。
周董说，阿杰，我看你为人很不错，现在我一个朋友的公司招聘一名主管，工资很高，但需要懂电脑，会英语，你想去吗？我忙说，我不会电脑，也不会英语。周董语气严厉地说，那你就要去学啊，谁天生就会电脑呢？如果你把时间用在喝酒跳舞上面，能搞出什么名堂？再过几年，你还是这个样子，再有机会留给你，那也是你自己的能力问题，你说这能怪谁呢？
我顿时诚惶诚恐起来，马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脑子似乎有些开窍了，为何自己的人生一直过得不顺，不能像别人那样过上好的生活？并不是因为老天爷的捉弄，终归是自己的能力问题。因为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和生活积累才能获得。正如周董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哪怕是炒个蛋炒饭，想要炒得好吃，也要比别人多下点功夫。何况是赚钱，那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心血才行。
这天晚上，周董像一位亲人长辈，又像一位心灵导师，对我谆谆教诲。仿佛他已经预感到我即将误入歧途，正在努力挽救我，希望我能把心收回来，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
经过周董一番教育，我终于幡然醒悟，那些宿命般的际遇和转变，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轮回。从那之后，我没有在灯红酒绿或人世喧嚣中迷失自己，因为我明白了人生最基本的道理：人活着是要靠本事吃饭的，没有本事就要去学。四
我曾以为，只要我勤勤恳恳地工作，火锅店会让我度过一段安稳的生活。至少我可以在里面从容地调整好生活状态，听从周董的话，利用闲时读书学英语，并攒钱学习电脑，为以后再次出去找工作打下基础。然而，时代在巨变，生活的转折总是来得那样不由自主，令人措手不及。2005年的五一过后，饭店就倒闭了。
饭店倒闭与莲花小筑的开发商有关系，开发商觉得这么大一片地方，只建了20多栋别墅，实在是亏钱，后来申请旧房改造，要全盘推平，重建高楼大厦。于是开发商清退了所有的租户，进行相对应的赔款。火锅店是小区的一部分，也被列入清退的名单中。
许总签完赔款协议，宣告饭店倒闭，一夜之间，遣散了工作人员。最后许总留了两个最信任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厨房的配菜师傅李长军，让我俩帮忙卖东西。
饭店倒闭，不能转让，所有的东西都要卖掉——桌子、椅子、碗筷、锅瓢、冰箱、空调，还有办公室的电脑、办公桌、茶几、沙发等。我们将这些东西全都搬到饭店的大堂，排列整齐，像家具城一样，贴上售价的标签。那段时间，二手家具店和收破烂的人像蜜蜂闻到花香一样，一窝蜂地拥过来。饭店的东西只用了大半年，有七八成新，许总不想低价贱卖，我和李长军就按照许总给出的定价与底价，与这些人讨价还价，每天都谈得口干舌燥。一直到5月中旬，东西才基本上清完。
那些天，我仍像从前那样，早上起床打开饭店的大门，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外面的世界。阳光一如既往地将绿化园的树木剪影撒在门口，如同岁月的斑驳，让人产生一丝恍惚。看着三三两两的行人穿过门口的花园小路，消失在别墅的红色围墙后面，我的心总会泛起难过与不舍之情。
饭店加建在绿化园上面，一条幽幽的小道通出去，边上有草坪、花坛，还有树木，景色还算优美。门口有一棵叫不出名的树，不知道是被风吹弯了还是受了什么挫折，这棵树长到一半时就弯了，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了招揽客人，许总让我们在上面绑了探照灯和霓虹灯，夜晚开灯时，这个巨大的问号总会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仿佛警醒路人思考，不要迷失方向。我还记得，门口边上有一个1米半深的四方井，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下面什么都没有，是干涸的，用一块大木板盖住，有一次我抄近道去找人，结果掉下去，脖子擦掉了一大块皮，疼得我好几天都睡不好觉，留下了淡淡的疤痕。我还记得因为缺少娱乐活动，为了丰富员工生活，许总买来两副羽毛球拍给我们锻炼身体，早上起来，店面还不到开业时间，一帮人就会在小区里面打羽毛球消遣时间。那时的服务员大多是女孩子，一个个青春明媚，一个个活泼可爱，我跟她们打闹嬉笑，开着没心没肺的玩笑。其中有一个暗恋我的女孩子专门为我捡球，还给我倒水喝，我记得从保温杯倒出来的水有点烫，她还帮我轻轻地吹凉……
啊！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被时间拆散了，支离破碎，像做梦一样，一觉醒来全都不见了！
现在这些人的相片仍保存在我的相册里，包括暗恋我的那两个女孩子。有时候翻出来看，发现她们越来越像陌生人，我已经记不起来她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曾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漫长的时光侵蚀，许多熟悉的人与事就这样被岁月一点一滴地隐藏起来，在日渐淡忘的过程中，这些曾经熟悉的人开始保持沉默。沉默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尊严，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与时间对抗的勇气了。我和他们曾经说过的话，谈笑过的风云，最终都只留下了模糊的表情，再也记不起一丝相关内容。
但不管岁月如何变换，他们的身影依然会忠诚地存在我的脑海中，每次翻开照片，我仿佛都能看到一个个步履匆忙的背影，在命运的转折点上交错而去，从此各奔天涯，留下了各自的相思。这些人，一辈子不可能再相见了，而那些时光，也永远不可能再重来。尽管记忆可以填满时间的缝隙，却无法填满我们生命中的遗憾。隐姓埋名一
莫名地感到心慌。一个叫莫华杰的人突然凭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张征敏的人。
古人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我的老家，一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改变父母赐予的出生年月或名字。例如结婚，男女八字相冲相克，有妨婚姻，女方就要将八字的年庚改掉，换一个与男方大命相符的生辰。改八字需要举行一个庄严仪式，找一个好日子，女方到神庙或祠堂里烧香祭拜，祷告天神地灵，烧掉自己的旧八字，将新的八字贴在神庙昭示3天。讲究一点的，还要请来赊佛佬（道士）念经，厚重清冽的牛角号，可以把美好的心愿送达佛门圣地。而改名字，则是此人流年不利，或因作奸犯科，想重新做人，才会改名，也需要举行昭告天地的仪式。名字可改，但姓氏连着老祖宗的根，万万不能动的，如果连姓都改掉了，那就成了不肖之人。
我曾有长达4年的时间是隐姓埋名的。诚然，我一无名气，二无劣迹，不是那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文豪侠客，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见不得人的事情。改名易姓，全然是为命运所迫。那个陌生的名字，赋予了我新的生活历程，现在我企图从它的身上夺回属于自己的时光。
科技时代的智能风暴，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台手机就足以令人产生遗忘，往事随风消散，已是人之常态，并不是凄美的传说。如果一个人能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不只是一件雅事，更是增加幸福的筹码。用文字刻录日杂琐事，是对命运的尊敬与生活的虔诚，日后翻起，平淡无奇的日子因为时间的醞酿，陡然变得温馨动人。
我以前也有写日记的习惯，然而命运的颠沛流离，让所有的日记都难逃一劫。不过我仍记得当年曾在笔记本上写过一篇开头，大约是这样的：
2005年5月某日 周几 天晴
我即将离开龙记火锅店，心里很难过，但难过也没有用。许总给了我400元，还有一张名片，让我记住她的手机号码，有时间找她喝茶。我知道这是她的客气，我想借着这种客气，让她介绍我到工厂上班。她许多朋友都是台湾厂和香港厂的高管，可以通过她的关系，让我在工厂里谋到一个好的职务。但是我说不出口，因为我的身份证弄丢了……
且拿这个当引子吧。我的身份证是在龙记火锅店丢失的，一段岁月因为身份的缺席，危机四伏。
火锅店倒闭之后，我和李长军帮许总卖东西，用了半个月时间，将饭店的东西卖完。那时莲花小筑清理了所有的租户，园区一片空荡，小区里的保安们和花工合谋串通，起了贼心，将房子里面一些值钱的东西拆下来偷偷卖掉，连铁门钢窗都不放过。保安监守自盗，夜里也不守夜，园区乱了起来。我当时住在饭店三楼的铁皮房，进入初夏，楼顶闷热，我和李长军将一楼的大包房清理干净，把木床搬下来，住进了包房里面。包房内有空调，夜里睡觉可舒服了。可是我没有想过安全问题，因为小偷可以从窗户爬进来偷东西。我的钱包没有压在枕头下，随手放在一边，成为了引贼入室的诱饵。我怀疑是小区的保安干的，因为那一阵子，几个保安有事没事就探头探脑地走进来，眼睛骨碌碌乱转，放出一股贼光，仿佛要从中捞点好处。
卖完东西，许总给了我400元，那是我最后的半个月工资。按照我当时600元一个月，应该是给300元，但许总额外多给了我100元，说是奖励我。
我本应回老家重新办理身份证，但饭店上班工资低，花费大，一直没有存到钱，加上钱包被盗，当时身上只有这400元，略略计算了一下，除去车费和一些花费，回到老家顶多只剩200元。我有一年多没有回家了，带200元去见父母，显然寒碜。何况重办身份证，最少要等半个月才能拿到，窝在家里等待，肯定会把钱花完的，到时还得找家人要钱才能出来找工作。无疑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我不甘心，就去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可是假的真不了，别说大工厂，连小工厂都很难进去。找了两天工作，都被人拒之门外。假身份证是在一家复印店制作的（我在饭店上班时，来这家店里打过传单，跟老板相识），我问老板能不能把身份证搞得再逼真一点。老板无奈地摇头，说身份证有激光仿伪，这是仿制不来的，建议我去买一张真的身份证。后来经他介绍，一位摩的司机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东莞尚未禁摩，街头随处可见飞驰穿梭的摩托车。摩的司机听说我要买身份证，找我要了20元的车费，拉我去买身份证。
穿过几条街道，来到宵边村的上洋路。一排大榕树进去之后，里面有一条老巷。时光大致保留了这条老巷原有的质朴颜色，灰色的瓦片上闪烁着夕阳的余晖，青砖墙壁上的招牌光影斑驳，透出岁月的沧桑。这条巷子居住的都是河南人，整条街贩卖的都是河南特色，一走进去，便能闻到烧鸡和卤牛肉的香味，还有糊辣汤的气息。有人竟然在路边杀牛宰羊，场面血腥，围观者甚多，都在等着买新鲜的牛羊肉，看上去就像传说中的吉卜赛人聚集地（多年之后，我娶了一位河南姑娘，带她到这里吃河南特色食品，她说味道很地道）。那时我是第一次到这个陌生又杂乱的地方，不免心里警惕，怕被人骗了。
摩的司机带我到一个卖桶装水的小店，跟店主说，老张，这人身份证丢了，给他弄一个。老张看了我一眼——我至今记得老张的相貌，长得有点像猴子，尤其是眼睛，宽大的额头突出来，眼眶不像正常人那样有起落地镶下去，而是直接平地陷下去，让人感觉到一股鬼气。
老张转身回房间，拿出两捆身份证，每捆有20多张。他解开皮筋，将身份证一张接一张地过目。最后他挑出3张身份证给我，让我选一张。那3张身份证的相片面目轮廓都很像我，让我感到惊讶与欣喜（那时还是一代身份证，用的是黑白照片，因过了塑，五官不明显，人脸轮廓相似就能蒙混过关）。其中有一张叫“张征敏”的身份证信息跟我很接近，1982年出生，广西上林县人。另外两张身份证是湖南的，我讲的普通话帶着浓浓的桂北口音，理所当然选择了“张征敏”。我担心买到假的身份证，一边付钱一边问老张，如果是假的怎么办？老张接过我递上来的50元，很不屑地说，只要你的钱不假，我的身份证也不会假。
我到附近一家小卖店，买了一瓶矿泉水，然后拿出身份证让店主帮忙用验钞机照一下。那时的验钞机大多是灯光验钞，把身份证放进去，在紫外线的作用下就能看到里面泛起的激光条纹。店主说是真的，我于是才放心下来。当然，我很好奇，老张怎么会有这么多真身份证。我想大约是找人收购的。那时东莞还没有禁摩，飞车党和小偷小摸很多，他们抢到身份证，也许就低价卖给老张这样的人。所以每一张被贩卖的身份证背后，都藏着一个不幸的故事。
我那张被偷走的身份证，或许也会被人拿去卖掉。有一天，也有一个不幸的人因为失去身份证，买走了我的身份证，从此借用莫华杰的名字，履行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却又寄存在他人名下的时光。就像张征敏成了我那四年时间的合法继承人，我虽然不情愿，却无法将其抛开。每当回忆起双重身份的四年时光，我总觉得张征敏才是真实存在的，而莫华杰不过是一个迷失在南方的人。二
2015年6月，我在莞城买了房子，从工厂的宿舍搬出来，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搬家的时候，许多无用的东西都要丢掉。一个跟我走南闯北的行李箱在这场乔迁中，也成了牺牲品，无法找到属于它的最终归宿。
行李箱是2005年，我在火锅店工作时花80元买的。那时在饭店上班，宿舍简陋，没有个人物品存放的地方，大家都买来带有密码的行李箱，存放私人物件。我也买了一个，这行李箱的质量特别好，全身是塑料做的，人坐在上面也不会变形。从2005年一直到2015年，整整10年的光阴，它终于被我抛弃了。
漫长的岁月，这个行李箱成了我生命迁徙的见证者，它跟着我融入他乡与故乡的旅途，以及闯南走北的颠簸，在我蜕变的同时，它也被岁月的风霜侵蚀，垂垂老矣，轮子已经变得沉重不堪，拉杆也伸缩不利，如同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如果不是看在10年的感情，它早就被我扔掉了。然而它最终还是被我抛弃了。那一刻，不是故作矫情，我的心有些落空。现在想起来，也很是后悔。我应该将它带回老家放在老家的屋子里面，与旧时光一同静默。一个跟随了我10年的行李箱，里面承载了曾经的旅途情感与梦想奔波，在我的生命中占有的价值，远比一个古董昂贵，有资格也有理由成为我毕生的收藏品。
扔掉它之前，我清理了行李箱内部，发现内壁的暗格里竟然藏有一张工作证。掏出来一看，证件上的抬头商标是中国联通的，中间贴着我21岁的稚嫩相片，相片下面是以下信息：
公司：中国联通
代理公司：数立达
姓名：张征敏
职务：业务代表
编号：181
天啊，没想到曾经的工作证竟然被我保存下来了。可惜上面没有注明入职的时间，一段记忆因为缺少时间的开端，怀念的仪式因此被削弱，没有强烈厚重的穿透力，让我的记忆仍处于混沌之中。
我打开工作证的皮套，抽出里面的证件，发现暗藏玄机，一张“汇安人才市场”的入场券夹藏在内，掏出来时，票券已经泛黄，但日期赫然显目——2005年6月27日。
一个明确的日子，让那段时光有了皈依。没有日记承载的岁月，我们只能依靠这些老信物来传递时光的信息。它们既是信物，也是信仰，所有个人私藏的生活物件，因为人生的历练，都蕴藏着生命的情感与温度，哪怕它再多余、再平凡、再琐碎，我们也不舍得丢弃。就像这张入场券，它本身的归宿应该是在垃圾桶，化作烟硝泥尘，消失在时光深处。我见过太多的人，离开人才市场之后，将入场券随手丢弃，从不拖泥带水，也毫无眷恋。被我无意中保存下来的这一张，是它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尽管曾经的我并没有通过它改变命运，但是上面用印章盖上去的日期，却让我对那段消失的日子倍感亲近。
那是我准备离开数立达公司，需要重新找一份工作，所以去了人才市场碰运气。然而我碰到的是更多像我一样找工作的人。人才市场里面的中央空调再凉，也无法压抑人潮的热浪，焦虑与不安是那个夏天最深刻的体会。我如同一只蚂蚁误入了其他的蚁窝，在黑漆漆的人头中，两眼茫然，找不到自己的栖身之处。每一个招工的档口，都被排队面试或驻足观望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就像春运的检票口，令人感到绝望或窒息。我被这股人潮瞬间淹没，手中那张毫无分量的简历，竟然不知道要投向何方，像我薄薄的命运一样，虚弱而缥缈。我想我不应该来人才市场的，我有什么资格来呢？一个小学毕业生，连24个字母都背不齐，而且身无一技之长，拿着买来的身份证在里面瞎窜，简直是开玩笑。那时的人才市场招工，是不招普工的，因为普工不是人才，直接贴在工厂门口招聘就行了。人才市场招工最低也是QC之类的职务，并不知道OQC与IQC、IPQC职务的区别。我在火机厂、家具厂还有塑胶厂上班时，并没有这种英文字母代码的职务。
最终的结局，注定了我会狼狈不堪地逃离人才市场。在人潮密集的天桥上，盛夏的阳光上一如既往地明亮，我却感觉到天空蓄满了灰暗的云朵。阳光闷热，却一点也不亲热，落在身上是一种煎熬。我摸了摸口袋，身上只有10多元了。显然这点钱连东莞都走不出去，更不要说回归故乡了。
我只能返回数立达公司，每天借着跑业务的幌子四处找工作。一直到了7月上旬，晒得跟非洲人一样，我才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收留我的小工厂。三
可以肯定，数立达公司早就不复存在了。虽然它是联通的代理公司，但是所代理的产品有局限性，岁月的无情也是时代的无情，许多行业在这场科技的变革中，被大浪淘沙的淤泥覆盖，再也没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数立达公司必然也逃不掉这个宿命。
这是一家给联通代理IP电话的公司。IP这个两个英文字母在当下很热门，尤其是网游与影视，大IP也就意味着能赚大钱。但是IP电话在当时却是廉价的代表。那时手机打电话还贵得狠，市话五六角1分钟，长途则要七八角，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套餐。有的手机卡可以便宜到三四角1分钟，但是接电话也要收费的，而且长途打来的电话收费也很贵。因此，手机对一般人而言，属于奢侈品，虽然几百块钱可以买到一部普通手机，但买手机容易养手机难，停机换卡是许多人常做的功课。我从2002年出来打工，一直到2006年的4月份才终于买得起手机。为了挑选便宜的话费，中间还换过几次卡，直到话费逐年下降，我的手机号码也才终于固定下来，沿用至今。
IP电话也叫宽带电话或网络电话，通过互联网IP技术实现电话通讯，其建设成本低，通话成本也低。那时街头小巷里面，有很多IP电话超市，一个简陋的铺面，用玻璃隔出一格一格的小单间，里面放一台电话机和一个塑料板凳，可以让人煲电话粥。店铺的招牌一般都会写，“IP电话超市，市内3角，长途5角”。
数立达公司代理了东莞联通的IP电话业务，看起来这是一个有前景的行业，但当时的东莞市场， IP电话几乎是被电信垄断了，想从电信手中分一块蛋糕，无异于跟老虎抢肉吃。不过数立达公司当时有一个战略，使用IP电话的基本都是打工族，东莞是打工仔的天堂，仅是长安镇就有七八十万的外来人口，他们大部分都在工厂上班。既然如此，联通的IP电话业务就从内部开始抢占市场，在每个工业区和工厂里面，安装数立达公司的IP电话超市，让打工仔在工厂里面便能打电话，不必跑到街上，从而淘汰街头小巷的电话超市。
这是一个有想法的战略，但也是一个残酷的战略，电信公司早就先入为主，工业区和工厂的小卖部，遍布电信埋伏，给了我们重创。我们想说服店主们由电信改用联通，那是很难行得通的。电信给他们的底价是市话每分钟一毛五，长途3角，我们联通给出的底价比电信便宜2分，但是这些人用惯了電信，又担心联通的通话质量和服务各方面跟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两分钱而去冒险。
市场资源被垄断，受伤的往往是业务员。我们每天都去工业区或工厂打转，寻找所谓的商机。工业区还好，登记了就可以进去，某些工厂即使有小卖部，但我们没有认识的人，人家是不会放人进去的，连保安这一关都过不了。即使过得了保安这一关，去拜访小卖部的老板，想说服人家改用联通的IP电话，那也要费尽心机，没有三番几次造访是不可能的。
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份工作竟然没有底薪，全靠拿提成，而且只包住不包吃，一日三餐都要自己解决。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初怎么会奋不顾身并且饱含热情地投入这样一份没有任何保障的工作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被洗脑了。
我和李长军一起进数立达公司。李长军是吉林长春人，脸蛋圆圆的，个子矮矮的，戴着一副圆圆的小眼镜，像个卡通人物，如果不是一口正宗的东北腔，谁也不敢相信他是北方人。我和李长军关系很好，饭店倒闭那阵子，我俩一起帮许总卖东西，每天同进同出，就像铁哥们。李长军中专毕业，喜欢泡网吧打游戏，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学会了玩QQ和浏览网页，还有看电影，觉得自己一个小学生也能玩电脑，那是人生的一大突破。
李长军以前跑过业务，没有成功，后来进了饭店当配菜员。火锅店倒闭后，我想找个好一点的工厂进去上班，但李长军说打工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出息，要去跑业务，许多老板都是从业务员开始做起的，就像李嘉诚。
说来惭愧，我那时并不知道李嘉诚是谁，在李长军的推荐下，特意去地摊买了一本厚厚的李嘉诚生意经，叫《做人做事做生意》。虽然是盗版书，但内容齐全，主要是结合李嘉城的人生故事，阐释做人做事做生意的原则与精华，让我看得如痴如醉，因此能量满满，也立志要去做一名业务员。
几经折腾，我们进了数立达公司。该公司的总部在常平镇，想在长安镇设立一个分公司，派出一位姓于的主管过来招聘员工，我和李长军是第一批业务员。
我们最初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这家公司的，因为他们给出的待遇实在太差了。但是每个周六，我们都要去常平总部开会，该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能说出许多人生大道理给我们洗脑。什么“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是骗人的话，一块金子落满灰尘的时候，光芒就会被掩盖住，要抹掉身上的灰尘，才能让它发出光芒来。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工作成长，我们才有能力抹掉身上的灰尘”“世界上有后悔药，我们也不要吃，如果你真的后悔，应该去吃老鼠药，因为后悔药是留给失败者吃的”“人生如果选择错误的方向，就是停止进步，进工厂打工，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得不到生命的阳光，就是停止生长”“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做事业，错过了事业就是错过了人生”……诸如此类。总经理还会说许多名人励志的故事，乔·吉拉德、李嘉诚、卡耐基、金克拉等。这种激进的思想灌输，跟传销组织开会洗脑差不多。我当时没有见过世面，一下子脑子发热，像打了鸡血一样。
尽管数立达公司没有给我们底薪，但是开出的条件还是很诱人的，跑成一单业务，只要这家IP电话超市的门店不倒闭，我们就一直有提成拿。例如我们给店主的底价是1角3分，这1角3分当中，有10%的提成归我们，相当于我们在这家店铺里面有了股份。跑成一家店就有一份股，若能跑成10家店，那在家里睡觉也有提成拿，这比拿工资去跑业务更加划算。总经理说，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干的事业，当你们跑出10家IP电话超市的时候，每天都有钱进账，不管你出去旅游还是在家里看电视，甚至你回老家了，这10家电话超市只要不倒闭，提成还是你的，生活不用发愁。
这无异于神仙生活了，我最想过这种日子，每天不用做事也有钱进账，可以窝在家里写作，完成当作家的梦想。所以，一份没有任何保障的工作，却让我一头扎进去，企图从中获得美好人生。四
再美好的憧憬，也抵挡不住现实的挤压。半个月后，我们都因为吃饭的问题产生了精神松动。数立达公司没有底薪我们可以忍，但是只包住不包吃，这就有些过分了。我们身上的钱少，别的东西可以俭用，但是吃饭是省不了的。尽管我们吃很便宜的路边快餐，但钱包很快就被掏空了。于是我们一起找主管诉苦。主管找总部反映，总经理再三审议，决定每天每人补贴5元的餐费。但5元能吃什么？就一顿饭钱而已。就在这困惑的时刻，李长军一拍大腿，既高兴又带着骄傲地说，我有办法让大家吃饱，大家凑钱买菜，我和瘦子给你们做饭吃。
瘦子是我的绰号，因为我长得清癯高瘦。听李长军这样一说，我也激动起来，诚然我和李长军都是从饭店出来的，李长军虽然不是正规的厨师，只是一名配菜员，但在厨房浸泡久了，厨艺自然不错。而我也喜欢炒菜，在饭店时也学过几手，炒菜时能抛起锅来。主管疑惑地看着我俩，不太相信地问，你们行吗？
我和李长军为了应聘业务的工作，造了假履历，没说自己在饭店上班，只说在某某工厂跑业务。李长军说，绝对没有问题，事先说好，我俩只负责做饭炒菜，洗碗不管。
主管也知道眼下如果不解决吃饭问题，刚建立的分公司只怕会面临人走鸟散。于是他掏钱置办了锅碗煤气灶等厨具，并购买了一袋百斤重的大米。而买菜的钱，则用我们每天的补贴。
长安的分公司加起来才个7人，3女4男，住在1栋出租楼的2楼。房子70多平方米，2房1厅，加厨房和卫生间，生活还算便捷。客厅是公司的办公室，放了4张办公桌，每张桌面有两部电话。我和李长军当时没有手机，名片上只能印办公号码。主管一般不去跑业务，每天就在公司里面等着接电话，或者去常平开会。总部的会议特别多，大约是总经理给主管们洗脑，再让主管回来给我们洗脑。每天晚上都有一个总结会议，主管给我们讲许多励志的话，鼓士气的同时，也传达总部的一些事项。
女业务员住在较小的一个房间里面，男业务员则睡在大卧室里面，以凹字形放了3张铁床。主管和另外一名老员工各睡一张床，我和李长军同睡一张上下铺。
7个人，每天35元的餐费补贴，只要不吃山珍海味，用来买青菜和五花肉也足够了。我和李长军的厨艺一下子把他们给征服了，他们没想到，一个平常的土豆丝也能炒得这样美味。这样一来，我和李长军的地位水涨船高，只管煮饭炒菜，买菜、洗菜、洗碗和打扫卫生等活儿，都不用我俩出手。
有得吃有得住，我们也就安心地去跑业务了。这种业务没什么技術含量，无非是每天去工业区里面乱窜，找工业区或工厂里的小卖部，说服老板改用联通的IP电话。那时我们也傻，天天跟着工厂打交道，竟然没有想过找一个好的工厂上班。可能与当时的理念有关，总经理知道我们天天和工厂打交道，怕我们意志不坚强，说不定跑着跑着，就跑到工厂里面上班了，所以给我们灌输了大量的“进工厂打工是可耻的，浪费青春”之类的思想。我们当时一个个心高气傲，是很不屑进厂上班的。何况那时我们的身份证都押在主管手中，即使突然心血来潮想进工厂，但没有身份证，也是行不通的。
时间一长，才发现这个业务特别难。怪不得公司没有底薪给我们，就是因为知道该业务难跑，人员流动量大，所以不设底薪。我跑了一个半月的业务，晒得跟非洲人一样，也没有搞成一单。当时已是盛夏，岭南的阳光像现实一样残酷，在灼热的阳光下，每走一步都像是挣扎，把人晒得叫苦不迭。
出租屋里面的生活也乏善可陈。四男三女住在一间屋子，每天晚上吃了饭，轮流洗澡洗衣服，差不多就是9点钟了。主管会给我们开总结会，让大家说说这一天拜访了什么厂，遇到了什么事情，顺便报销公交车费。开完会，大家吹一吹牛，然后倒头睡觉。跑业务没有午觉时间，奔波劳累了一天，晚上睡得特别早。房间里面没有风扇，只有客厅才有一把吊扇，幸好住在2楼，出租房的大门外是一大口长方形的水塘，没有闷热到睡不着的地步。
那3个女孩子姿色平平，但性格外向，跟我们开荤玩笑也不脸红。夏天热，洗澡后她们穿得少，全身散发出一股清香，给平淡无奇的生活添了一些味道。其中有一个女生特别丰满，每天晚上洗完澡，就站在客厅的吊扇下面，歪着脑袋捋头发上面的水。因为没有吹风机，只好靠吊扇风干。她穿得少，睡衣又紧，丰乳肥臀的身姿，让我们这些男人看得春心荡漾。她是个开放的人，有时洗澡出来，竟然不穿文胸，而睡衣却又是薄薄的，我们能看到里面的内容，搞得连主管开会时，眼睛都时不时地朝她瞥一眼。
数立达长安分公司从5月中旬成立，到了6月底，人心动荡，没有人愿意再熬下去。虽然大家有床睡有饭吃，但是没有钱，也看不到任何希望，总经理和主管那些励志的金句名言，慢慢地使我们精神麻木，再也听不进去。后来3个女生陆续离职，而李长军和那个老业务员去了景田公司当业务员，给超市和小卖部推销矿泉水。他们也想叫我一起去景田公司，但我觉得跑业务太累了，景田公司的底薪也低得很，1个月只有300元，基本上是靠业绩拿提成的，想赚大钱不太现实，而且天天奔波对身体也没有好处。跑业务要走很多路，我曾患有风湿骨痛病，路走多了骨头磨损厉害，风湿病会复发，夜里睡觉翻身都痛。
我找主管申请了身份证，说有些大厂需要用身份证登记才能进去。主管也知道我不想干了，并没有为难我，把身份证给回了我。我一边跑业务一边去找工作。
不知道为何，找工作竟然如此艰难，这么多大厂，没有一个愿意收留我。当然跟我当时的自身条件有很大关系，我没有文凭也没有技术，又是个男生，一般工厂是不要的。而且夏天大部分工厂缺少订单，有句谚语叫“五穷六绝七上吊”，说的是5月、6月、7月是工厂的淡季，基本上是不招工的。一些大型工厂的人事部和外面的中介公司合作，即便招工也不對外招聘，需要交钱才能进去。我没有钱，只能找一些小厂面试，可是找工作的人特多，周边的小厂早就招满人，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在四处徘徊，脸上写满了像我一样焦虑不安的神情。
辗转多天之后，我终于在莲花山脚下的咸西工业，找到了一家叫意华电子的工厂。这个厂当时才六七十号人，是做电子连接器和电话线的。那天下午，工厂贴出招工启事，招聘10名普工：男工2名，女工8名。我运气好，正巧碰上了，于是进去试工。当时一起进去面试的还有七八个男工，竞争力很大，只录取两名。
没想到张征敏的身份证给我带来了好运，身份证上面的地址和人事部招工的文员是同乡。因为这一点，人事文员暗中关照我，让我优先到生产线试工，从而顺利地面试上岗位。假如我用的是莫华杰的身份证，也许事情就不一样了。
这张买来的身份证，因为一份工作而融入了我的宿命中。办完入职手续，拿到以张征敏命名的厂牌，用夹子挂在左边的胸口上。那是挨近心脏的地方，上班时间或是进出厂门，所有工人的厂牌都要挂在左胸口。从此张征敏的名字与我的心跳贴近，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与我的命运紧紧相连。
远在家乡的父亲，总是收到一笔笔以张征敏名字寄来的汇款。父亲忧心忡忡，以为我在外面犯了什么事情，因此才要用别人的身份证。尽管我跟他讲过，我的身份证弄丢了，迫不得已才用别人的身份证进工厂，但是父亲并不相信，因为后来我回家补办了身份证，仍是一直沿用张征敏的名字，并没有改过来。父亲觉得，肯定是我在外面犯了事，所以不敢用回真名。
一直到2009年9月，因为工作出色，我被提拔为意华电子厂的生管员，与厂长走得比较近，于是写了更换身份证的申请书。获得厂长批准后，到人事部重新填写个人真实资料，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份。父亲收到了以莫华杰名义的汇款，才终于放下心来，仿佛真正的儿子回来了。
父亲肯定没有想到，一张身份证会承载着儿子在东莞的辛酸苦辣。
责任编辑 韦毓泉
特邀编辑 张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