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男
2017年1月1日凌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著名夜总会“雷诺”，一名枪手袭击了在此参加跨年晚会的人群，造成39人死亡，至少69人受伤。土耳其就这样在一抹冰冷的血色中迎来了新的一年。翌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表明这是对土政府在叙利亚、伊拉克开展军事行动的报复，还威胁将在土境内发动更多恐怖袭击。土政府予以强硬反击，总统埃尔多安和总理耶尔德勒姆先后表态，誓言将扫除一切恐怖威胁，与恐怖分子“战斗到底”。
恐怖袭击频发已成常态
这场跨年恐袭并非偶然。它既是刚刚过去的2016年土境内一系列血腥恐怖袭击事件的延续，又预示着2017年新一波的动荡与不安。土耳其的安全形势深受叙利亚危机外溢影响，自2015年7月以来急剧恶化，暴恐袭击趋于“常态化”，并由土叙边境地区日益向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中心城市扩散。去年1月，伊斯坦布尔旅游胜地苏丹阿赫迈特广场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十人死亡、15人受伤;2月，首都安卡拉红新月广场再发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8人死亡、61人受伤;3月，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在一周之内先后遇袭;6月，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第一大国际机场阿塔图尔克机场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36人死亡、140多人受伤;8月，东南部城市加齐安泰普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包括数名儿童在内的50多名平民遇难;12月10日，伊斯坦布尔一处体育场附近发生连环爆炸，17日一辆运送休假士兵的大巴在中部城市开塞利遇袭，19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在安卡拉遇刺身亡。除此之外，小规模、低烈度的恐怖袭击更是不可胜数。一年半以来，土境内直接死于恐袭的人数已多达四五百人，国民经济遭受重创，社会恐慌情绪不断蔓延。
2017年1月2日，土耳其民众为伊斯坦布尔夜总会恐袭的遇难者举行葬礼。
这些恐怖袭击的目标不同、方式各异，也并非都出自一家之手。其中一些由库尔德工人党及其附属的青年激进组织“库尔德自由之鹰”策划发起，另一些则出自“伊斯兰国”之手。2016年7月15日发生未遂军人政变后，土政府又把“居伦运动”列入了严厉打击的恐怖组织黑名单，致使原本就多线作战的反恐战场上再添劲敌。
当前土安全形势恶化、恐袭频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内外政策失误的结果。一是撕毁与库工党的停火协议，单方面中止民族和解进程，挑起新一轮暴力冲突。土政府的库尔德政策与叙利亚战场局势密切相关。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国际社会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的进程中发展壮大，不仅成为美西方国家倚重的合作伙伴，在武器装备和物资方面得到美、欧、俄等大国援助，而且不断扩大地盘，在叙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区实现了实质上的自治。这引起土政府的强烈不安，一方面担心境内库尔德族群受到鼓舞，离心倾向增强，威胁土领土和主权完整;另一方面则因土一向视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为库工党的分支机构，担心叙库尔德武装成为库工党暴力活动的坚强后盾。土政府遂先发制人，从2015年7月开始借反恐之名大规模打击库工党武装，不断越境轰炸其位于伊拉克北部山区的营地，同时在国内大举搜捕库工党活跃分子及其支持者，在东南部库尔德聚居区实行戒严和宵禁。库工党随即在土全境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频繁发动针对土耳其军人、警察和政府机关的袭击，甚至威胁要进行全面“战争”。
二是对“伊斯兰国”的绥靖政策遭遇反噬。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政府意图借力打力，利用叙反对派和极端组织削弱阿萨德政权、消耗库尔德武装力量，因此有意放松边境管控，默许“圣战”分子通过土进入叙利亚作战，放任其在土叙边境进行恐怖融资、走私武器和文物、非法销售石油等，客观上助长了“伊斯兰国”和“征服阵线”（原“支持阵线”）等极端组织膨胀。其后，由于恐怖主义蔓延失控，国内安全风险升高，外交压力日益增大，土政府不得不调整立场，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打恐联盟，与“伊斯兰国”正面为敌，但为时已晚。土叙边境已被极端组织渗透得千疮百孔，“伊斯兰国”在该区域创建了庞大且复杂的联络网，招募了不少兵员，有能力且有动力在土境内发动恐怖袭击。
三是埃尔多安的“泛伊斯兰化”政策为极端主义思想提供了温床。正发党强调土耳其民族的穆斯林身份，鼓励中下层民众的宗教诉求，试图恢复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引导和凝聚作用。土政府以完善民主和实现公民权利平等为借口，逐渐取消法律对宗教行为的限制，如允许女性在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等地佩戴头巾等，同时利用教育改革，强化对青少年的宗教教育，致使社会意识形态整体趋于保守，宗教人士与世俗主义者之间的鸿沟扩大，激进的、甚至极端化的宗教思想缓慢滋长。
缘何越反越恐
自正发党再次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延续单独执政局面，并于2016年7月成功平息政变后，埃尔多安的权力日益巩固，加大反恐力度、稳定安全形势遂成其当前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土政府部署大量军警力量多线作战：既要维持在东南部库尔德聚居区的军事高压，打击库工党游击队，又要在土叙边境应对“伊斯兰国”威胁，甚至深入叙利亚本土，支援所谓“温和反对派”武装。2016年8月，土耳其发起代号为“幼发拉底之盾”的军事行动，派军队越境进入叙利亚北部，以清除“伊斯兰国”成员和库尔德武装，压缩其控制区域。同时，土政府还要在国内执行紧急状态，镇压“居伦分子”，强化对社会的管控，增加安防投入和警戒力量，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恐袭。然而，即便是在这样昼警夕惕的情况下，土境内暴力事件依然此起彼伏，不仅暴恐频率不断攀升，目标人群也悄然擴大，土政府陷入了越反越恐的尴尬局面。
其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仍是中东乱局外溢。2016年7月以来，叙利亚战场局势发生较大改变。叙政府军在俄罗斯空军配合下反守为攻，将战斗重心转移到阿勒颇一带，并控制了主要区域;叙反对派曾将阿勒颇视为“准首都”，如今不得不忍痛割舍，其在战场上大势已去，部分人或更趋激进，转为极端分子分散作战，进一步增加了叙利亚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伊斯兰国”也在伊、叙战场上遭遇巨大挫折，武装分子数量从最多时的5万人降至1.2万至1.5万人，有效控制区大幅缩水，敛财渠道被逐个掐断。但该组织仍负隅顽抗，并寻求突围，进一步加紧在伊、叙以外的渗透、扩散和暴恐活动，以转移正面战场压力、彰显实力并扩大影响。土耳其作为伊、叙邻国，原本就首当其冲，很多“圣战”分子乔装成难民进入土境内，难以逐个甄别;加之“伊斯兰国”此前在土边境经营数年，大量处于蛰伏状态的“圣战者”一旦被唤醒，土将面临更多恐袭风险。
土政府调整对叙政策引发国内外各派力量反弹，则是最近几次暴恐袭击的导火索。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政府一贯坚定支持叙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但随着内战局势发展，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势力日益壮大，俄罗斯强势介入，美国在叙问题上节节退让，土美关系又持续降温，土对叙政策考量也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成本增高、胜算变小;另一方面，库尔德武装始终是土政府反恐的主要目标，阻止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是其当前的首要关切，相比之下“伊斯兰国”只是肘腋之患。因此，土政府与俄迅速改善关系并加快合作步伐，双方达成默契，即：土软化立场，不再坚持推翻巴沙尔政权，适度减少对叙反对派的支援，换取俄不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默许土军队及受土支持的反对派控制叙利亚边境重镇，切断库尔德控制区。在此基础上，土政府又一次提出在叙北部沿土叙边境建立“安全区”的计划。在阿勒颇战役期间，土俄又达成协议，让叙反对派撤出阿勒颇，前往对土战略意义更加重要的阿尔巴布等地，实际上是将阿勒颇的控制权“让与”叙政府军，“以阿勒颇换取阿尔巴布”。这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军事、外交行动引起土国内伊斯兰主义者、部分民众以及大量叙利亚难民的强烈不满，认为土政府“背叛”了逊尼派穆斯林，多次组织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库工党和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指责土政府越境打击叙库族武装为“伊斯兰国”创造了喘息机会，库工党还在土境内发动更频繁的暴力袭击以牵制土军警力量;“伊斯兰国”将土视为美欧俄等“异教”国家的帮凶，其头目巴格达迪曾明确表示，针对土耳其发动“圣战”是“遵从真主的旨意”;叙反对派虽仍要依靠土政府支持，但对其反巴沙尔的立场动摇颇有微词，更难接受土牺牲其利益与俄“做交易”。土境内最近三次恐袭分别由库工党、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和“伊斯兰国”策划发起，后两次袭击更是明确指向了土对叙政策和在叙军事行动。
此外，土政府为应对安全形势恶化而加强社会管控，镇压异见分子，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政治极化现象，扩大了社会裂痕。尤其是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借机大肆清洗军队、警察、司法、教育、新闻等多个系统，招致广泛批评。不仅埃尔多安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而且土政府与美欧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有西方媒体喟叹：在土最需要团结一致应对恐怖分子威胁的时候，埃尔多安的国内政策反而在不断分化土耳其社会;在土最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反对恐怖主义扩散的时候，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却在逐渐远离昔日的盟友，全面倒向俄罗斯这个靠不住的“新朋友”。
叙利亚问题或成破局关键
伊斯坦布尔新年恐袭发生后，土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政府决议，将自去年7月20日开始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再次延长三个月。短期看，土政府对内的高压管控态势不会放松，对库尔德武装穷追猛打的政策也没有任何缓和迹象，土政府军与“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战场上短兵相接，近一个多月以来更是陷入了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因此，土国内的恐袭风险仍将居高不下，甚至不排除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目前，土政府或许只能将打破僵局的希望寄托在叙利亚问题上。尽快实现叙利亚内战停火，进一步挤压“伊斯兰国”的生存空间，争夺叙利亚和谈的主导权，参与叙战后权力分配，确保新政府对土友好以及尽力削弱库尔德人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地位，都能部分减轻土外部安全压力。近期，土政府也确实在叙利亚问题上频频发力，与俄罗斯加速靠近，俄驻土大使遇刺事件也未能撼动双方合作大局;同时高调指责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军等“恐怖组织”，并暗示将对美关闭因吉尔里克空军基地，向其施加压力。12月20日，俄、土、伊朗三方在莫斯科召开外长、防长会议，讨论叙利亚停火问题，将美国排斥在外;12月30日，三方斡旋下的叙利亚停火协议生效，几个主要的激进反对派组织都承诺将断绝与“伊斯兰国”和“征服阵线”的联系。这是美国过去数月一直希望达成的目标，如今在土俄伊合作的框架下变成了现实，似乎预示着叙利亚局势将迎来转折。但是仅仅一天后，伊斯坦布尔便发生了跨年恐袭事件。站在土政府的角度看，越来越深地陷入叙利亚危机必将招致更多恐袭，但积极介入叙利亚局势又是当前实现其“反恐”目标的唯一途径;更进一步说，土政府的反恐政策又未尝不是为其堂而皇之地介入邻国政局、插手地区格局重组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埃尔多安一口咬定库工党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恐怖组织”，只要他们仍然公开在伊拉克、叙利亚活动，土政府就能继续高举反恐大旗，保持在叙境内的军事存在，进而扩大在叙战后权力分配中的影响力。
但叙利亚问题并非土安全局势动荡的唯一根源。从长远看，土社会撕裂、教俗矛盾抬头、宗教极端思想滋生，更是不容忽視的隐患。不同于以往的恐袭，“雷诺”夜总会的跨年庆祝活动遇袭后，社交媒体上并非全是谴责之声，有些网民甚至称这次袭击是“正义的”，认为那些“欢庆异教徒节日的人罪有应得”。联想到此前埃尔多安曾指责世俗化的土耳其人不了解国家现实、毫无理由地感到“高人一等”，以及政府指派的神职人员向穆斯林宣讲所谓“新年”是“另一个世界的异类文化”等言论，则不能不注意到：以往土耳其世俗、多元、各群体和平共处的宽容特性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族群对立的情况长期持续，土国内民粹与精英、世俗派与伊斯兰派、民族主义者与库尔德人的裂痕持续扩大，暴力恐袭就会始终是高悬于土耳其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