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1984年国庆节，作为北京大学四年级的大学生，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庆典。当时的我不知道，为了准备这次庆典，我国调整了一次重大的国防科技活动，而且，这次调整对我个人后来的人生轨迹具有重大影响。当时，邓稼先同志敏锐地观察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即将到来，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能置身于国际军控事务之外。为此，他和他的同事们建议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与此相关联，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开始推进军控研究。1990年，在中国即将“全面参与战略安全与军控进程”的时候，我幸运地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杜祥琬院士的指导下，攻读军备控制科学技术方向的博士项目。从此，我的专业工作就与国际军控形势和我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紧密相连。
在我开始学习军备控制的时候，资料极其缺乏。尤其是我国自己的军控立场，大多零散地包含在综合性的政府宣言和报刊社论中，学习和研究非常不方便。有的时候，甚至需要通过阅读外国学者的作品来了解中国的军控思路。后来，经过中国军控学者们的努力，一些关于军控议题的综述性文章和书籍陆续问世，为我们了解军控议题提供了方便。但是，关于我国军控外交历程和军控问题立场演变的专著仍是空白。这一状况现在终于改变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王群大使主编的《当代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
在介绍了军控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军控的意义、大国的军控政策特点以及我国军控理论思想之后，《当代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一书按照经、纬两条线来梳理我国的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的历程。经线是时间维度，该书将我国参加国际军控的历程按照时间分为奠基、全面參与、大力拓展、塑造引领等四个阶段。纬线是议题维度，在每个阶段，该书又按照议题，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观察和认知、军控立场的演变、中国军控能力和制度建设以及中国参与国际军控进程的努力。这样一种设计，能够极大地方便读者，尤其是战略安全与军控领域的学者和学生，了解特定时段和特定议题上，中国军控外交的立场和作为。
中国的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同普通老百姓也息息相关。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在我国仍是一个神秘的话题，即便是从事对外政策研究的学者往往也不大容易准确理解和把握我国军控外交的立场和行动。在一些网上论坛里面，常常有一些耸人听闻的内幕、动态、解读和预测。出现这种不靠谱的说法，除了因为军控的学科门槛较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我国军控政策的宣讲不够全面深入。记得《解放军报》曾经举办地雷与扫雷知识竞赛，网上一时议论纷纷，其实，这是我国参加《地雷议定书》的一个普通履约行动。《当代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一书的出版是我国政府外交领域提高施政透明度的一个大动作，能够极大地提高公众对我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的知情度、深化学者的相关研究。
外国学者也十分关注中国的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的政策和思路。当他们缺乏资料的时候，只能是抓到篮子里就是菜，或者根据一些西方理论进行脑补，或者沿袭过去的看法，得到的判断有时难免偏颇。例如，在中国刚开始全面参与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的时候，对现场视察问题十分谨慎，疑虑很多。一些外国学者的这种印象就挥之不去了。实际上，随着中国实质性参与军控外交之后，信心越来越足，对现场视察等问题采取了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与美国对现场视察日渐消极的态度形成了明显对比。《当代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一书的出版必然也会促进我国军控政策对外的透明度，使得国际社会能够更为准确地了解我国军控立场和思路。
本书对各个时期我国军控外交立场和作为的表述极为准确细致。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常常会有新的收获，把我早先的粗略印象与书中介绍的细节相互印证，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从事对外政策、国家安全等领域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一定能够从书中找到有用的资料；关心政府事务和国际形势的普通读者也会从书中看到很多会心的细节。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