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隆
近期，沙特阿拉伯官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表态犹如过山车，引发广泛关注和强烈争议。4月2日，正在对美国进行为期21天的超长访问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主编戈德堡采访时表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有权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须有一项和平协议保障”，“对于建立犹太国，并无宗教上的障碍”，“我们与以色列有很多共同利益，如果实现和平，以色列和海合会成员国之间将有许多共同利益”。这番话被广泛解读为沙特对以色列政策发生实质性变化，沙特准备承认以色列国家主权，两国将走上关系正常化之路。4月15日，在沙特宰赫兰举行的第29届阿盟峰会上，萨勒曼国王在主持会议开幕式时提议将会议名称改为“耶路撒冷峰会”，以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问题。会议通过决议，反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重申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萨勒曼国王还在会上承诺向巴勒斯坦捐款1.5亿美元，用于修缮位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另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捐款5000万美元，以填补美国削减对该机构拨款造成的缺口。
短短两周内沙特在巴以问题上的“言行分裂”，引发诸多猜测，沙以关系的走向受到各方关注。
2018年4月15日，在阿盟峰会上，萨勒曼国王提议将会议名称改为“耶路撒冷峰会”，以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在此前几天，穆罕默德王储在美国表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有权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并非空穴来风对于穆罕默德王储的表态，国际媒体的解读不尽一致。包括采访者戈德堡在内的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沙特对以政策的重大转向，即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路。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番话并未突破已故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在2002年提出的、后被阿盟峰会采纳的阿拉伯和平倡议。这份文件确认以色列若撤出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阿拉伯国家将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穆罕默德的此番表态也将巴以达成和平协议作为承认以色列的前提条件，与此前相比并未有重大突破。第三种看法是，阿拉伯和平倡议已提出16年之久，其间中东和平进程止步不前，说明它已不合时宜，得不到以方响应，只能是一纸空文。沙特拟修订阿拉伯和平倡议，做出进一步让步。而这并非空穴来风。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任命女婿库什纳为中东问题特使。库什纳是犹太人，特朗普当选又拜犹太金主鼎力相助，偏袒以色列、达成一个有利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成为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优先选项。而库什纳提出的新和平方案是缩水版的“两国方案”，巴勒斯坦人只能得到几块不连成片的土地，巴勒斯坦国首都也不是整个东耶路撒冷，而是一个叫阿布迪斯的小镇。据称，沙特为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已对库什纳方案表示认可。不仅如此，沙特还协助美方向巴方施压，迫使其接受该方案。2017年10月，穆罕默德邀请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访沙，同时还邀请了与沙特、以色列关系均十分密切的前巴安全部门负责人、在加沙地带根基深厚的法塔赫强人达赫兰，意在迫使阿巴斯就范，否则便让达赫兰上位。随后，特朗普便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决定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此举引起伊斯兰世界一片哗然，但沙特只是象征性地表示反对，萨勒曼国王也未出席旨在谴责美方举动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峰会。“迁馆”作为库什纳方案的一部分，沙特早已心知肚明。在访美期间，穆罕默德还会见了全美犹太人委员会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美国犹太组织领导人，他在席间严厉批评了巴民族权力机构，称“巴勒斯坦人在过去40年里浪费了无数和平机会，现在他们必须接受任何和平方案，否则就应该闭上嘴巴”。
虽然面对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强大压力，无论放弃旧方案还是实施新方案都困难重重，但是沙以两国在共同盟友美国的协调下已开始实质性合作，沙以关系日渐“轻舟已过万重山”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沙特为何在阿盟峰会上力挺巴方并向巴方慷慨捐赠，则可视为“作秀”，以避免东道国的尴尬，显示自己作为阿拉伯世界的“盟主”仍关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盟友关系”呼之欲出
沙特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支持者，而巴勒斯坦问题是首要的泛伊斯兰议题。沙特曾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沙特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以石油为武器，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为巴勒斯坦正义事业提供了宝贵支持。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后，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道断绝了与埃及的外交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开始有所解冻，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也不再全面封杀以色列。以色列与卡塔尔保持有限的商贸关系，以色列向总部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派驻代表团。2005年，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沙特承诺不再抵制以色列商品。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发展仍较缓慢。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缘政治发生剧变，伊朗崛起势头明显，并顶住西方压力发展核能力，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和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强势崛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2004年预言的“什叶派新月带”几乎成为现实。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开始与伊朗接触，最终于2015年达成伊朗核协议。于是，面对共同的敌人伊朗，沙特和以色列这两个曾经不共戴天的国家不断靠近，“盟友关系”更是呼之欲出。
自2015年起，沙以开始在无人机、反导系统等方面开展秘密合作。2016年7月，沙特退役将军安瓦尔率团访问以色列，探讨双边合作。2017年1月，沙特前情报总局局长图尔基亲王在达沃斯论坛期间，会见以色列前外长利夫尼。同年10月，图尔基在纽约上东区的一个犹太会堂与以色列摩萨德前负责人哈利维共同出席一个中东问题研讨会，图尔基在发言中展望了沙特与以色列及犹太人经济合作的“广阔前景”。同年11月，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埃森科特接受沙特“伊拉夫”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做好准备，愿与沙特共享情报，共同对付伊朗。在同一时期，沙特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发表批评哈马斯的言论，认为巴勒斯坦人民不应听信谣言，受哈马斯“蠱惑”，对以色列采取过激行为。以色列通信部长阿尤布随即发表声明，高度评价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言论，并邀请后者访问以色列。今年3月，沙特结束长达70年的禁令，首次向飞往以色列的商业航班开放领空。
与此同时，沙特媒体开始缓和反犹反以言论，为双方改善关系创造舆论环境。在阿盟宰赫兰峰会前夕，沙特《利雅得报》副主编杰米阿发表评论文章，呼吁阿拉伯国家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反对伊朗教派主义的地区计划，指出“谁反对对以和平，就是支持伊朗”。这是沙特官方媒体第一次发表宣传对以和平的文章。
以色列则热衷于披露以沙互动的消息，显示其对阿外交的重大突破。2017年底，以色列官员首次披露沙以在开展情报合作，以共同对付伊朗。以色列能源部长施泰尼茨公开表示，以色列与包括沙特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保持“秘密联系”，只不过考虑到对方意愿，以方先前一直未对外公开这一情况。内塔尼亚胡总理也表示，以色列与沙特之间“有多种形式的合作，虽然目前还不能公开，但这些合作是史无前例的”。各得其所的“利益同盟”
说到底，沙特对以态度的转变，源于其对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的重新排序以及“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联盟逻辑。近年来伊朗强势崛起，并通过黎巴嫩真主党等什叶派代理人在阿拉伯世界发挥影响，这对沙特等国的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已经取代以色列成为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头号敌人。同时，自埃以达成和平协议后，巴勒斯坦问题逐渐不再是阿拉伯国家官方表述中的“首要和中心议题”。一些国家甚至将其工具化，作为拓展地区影响、增加软实力的手段。面对这些现实，沙特开始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和敌友关系，试图放弃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语境下的“政治正确”，用基于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取代逐渐没落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共同事业。
当然，联手以色列抗衡伊朗只是沙特改善对以关系的外在动力，其迅速与以色列走近也源于自身内政所需。过去几年来，伴随穆罕默德在沙特政坛迅速崛起，沙特王室内部发生剧烈震荡，政局跌宕起伏。在此背景下，沙特一方面高调抨击伊朗，与伊朗展开战略争夺，以转移国内视线;另一方面与地区军事强国以色列“加强合作”，也有助于确保穆罕默德顺利继位。同时，沙特还想通过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取代埃及成为巴以问题调解人，迫使巴方接受新和平方案，以此向特朗普政府交上“投名状”，夯实沙美关系的基础。此外，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还可拓展两国在军工、科技、金融等方面的合作，助力穆罕默德提出的“2030愿景”计划，巩固其领导地位。
对以色列来说，分化阿拉伯阵营、拓展外交空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首先，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的“盟主”，以色列一旦将其“拿下”，自会有巴林、阿联酋等国紧随其后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的政治和安全环境将迎来建国后最好的时期。其次，在特朗普力挺、沙特居中斡旋的背景下，以色列認为修改“两国方案”的时机已到，必将在美国和沙特配合下不遗余力地将新和平方案强加给巴方。第三，以色列一直担心伊朗在自己的邻国叙利亚永久驻军，因此与美国、沙特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联手反对伊朗，也是以色列的现实需求。
对美国来说，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实施反伊朗和反恐战略，成功地将沙特、以色列等传统盟友拉入同一个战壕，在沙特等国家积极配合下，特朗普顺利向以色列和美国犹太利益集团送出“迁馆”礼包，未来特朗普更想依靠沙特实现其中东和平梦。美国、沙特和以色列在中东的一些目标高度契合，在美国撮合和利益驱动下形成各得其所的“利益同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若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继埃及和约旦之后与以色列媾和，最大的受害者很可能是巴勒斯坦，因为不仅“两国方案”确定的巴勒斯坦建国计划将成“镜花水月”，巴方还可能被强加一个严重缩水的新和平方案，被国际和地区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沙特也可能会是潜在的受害者，因为长期接受反以反犹教育的沙特民众一时之间会很难接受官方态度的急速转变。而且沙特的行为也难以得到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广泛理解，甚至还将给极端组织发动恐袭提供口实。此外，沙特联合以色列遏制伊朗，也可能给伊朗在伊斯兰世界提升软实力提供机会，这对沙特而言显然是适得其反的结果。
当然，沙特将伊朗列为头号敌人，与以色列缓和关系，是对自身国家利益和安全威胁再评估的结果，说明沙特不再被所谓阿拉伯和伊斯兰共同事业“绑架”，而是从新的起点上开启民族构建。这对于一个认同多元、正处于现代化和改革进程中的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