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志
2018年1月26日，正在印度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总理接班人不会在六至九个月里浮出台面。李显龙称，（目前的）第四代领导班子还在学习如何共事，也需要更多时间让国人更了解他们。新加坡未来总理人选一直备受关注。较早前的1月4日，新加坡第四代领导班子中的16名成员罕见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未来将会在管团班子中挑选一名合适人选，接替李显龙的总理职位。人们评论，这是在表明不希望看到李家下一代继续执掌国家。显然，李显龙这番话是对这一声明的回应，无疑使得总理接班人选问题更显扑朔迷离。内政如此，新加坡在外交领域同样也正处在战略抉择的困惑时期。李光耀的政治遗产
了解目前新加坡的内政外交，需从开国总理李光耀留下的政治遗产说起。新加坡立国至今，其历任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方略均深深打上了李光耀的烙印。
在国内政治方面，李光耀的政治遗产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是新加坡特色的威权主义。李光耀及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长期执政。他未采纳西方式的多党政治和言论自由原则，而是结合英式议会内阁制和传统的东方威权主义，建立了新加坡特色的威权主义。
二是贤能政治。李光耀致力于将新加坡建构成一个“任人唯贤、论功行赏”的社会，通过科学有效的考试、选拔和培养制度，打造了一支稳定、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三是实用主义原则。人民行动党不受任何信条的约束和限制，而是主动吸收、借鉴、改造各种学派和思想，取其精华，融会贯通并用于国家的治理。尽管新加坡建国后先后出现20多个反对党，但人民行动党几乎从未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挑战，政坛从未发生政党轮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加坡政局的稳定性，也使得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四是亚洲价值观。李光耀认为，亚洲式民主是“反映亚洲文化所强调的和谐一致、稳定、服从、集体忠诚优于多元主义及个人主义等价值的政治体系”。他提倡儒家思想和伦理，强调人伦秩序、礼义廉耻，主张在“文化差异以及东方儒家思想的背景下对民主理念进行修正”，在新加坡建立 “亚洲式民主”。
在外交方面，李光耀坚持“小国大外交”。首先是长期维持大国平衡战略。作为美国在亚洲的的盟友，新加坡借助美国平衡亚太地区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但新加坡不轻易在美中等大国之间做出选边站决定，而是与各大国均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大国之间出现纷争，新加坡也可以保持相对独立、超脱的地位，甚至还可以在纷争各方之间传递信息和展开斡旋。
其次是积极参与发起地区多边机制，包括参与确立多边机制的原则、规范、主要议题及机制运转的程序。在东盟的建立和发展进程中，新加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与大国甚至周边部分中等强国实力对比相对悬殊，新加坡更倾向于借助国际法来维护自身利益，以此来约束大国的行为，协调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新加坡对国际多边机制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加坡的国际地位。
第三是精心打造与大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新加坡与美国关系长期保持稳定，特别是在安全上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新加坡与日本、中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也长期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一度还成为台湾海峡两岸沟通的“信使”和高层会谈的促成者。李光耀曾公开表示“希望印度成为东南亚的制衡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东向政策”的初步形成。
总体上看，在李光耀时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有效地改善了民生，缓解了国内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还进一步加强了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和国家凝聚力。此外，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再到李显龙，新加坡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也较为平稳有序。这使得新加坡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在对外关系方面，新加坡强调外交的独立性，同时依托东盟及其他国际机制，通过开展灵活务实的大国平衡外交，为自身发展营造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正是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新加坡成功地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的飞跃。后李光耀时代国内政治面临的挑战
但是，李光耀无法预测在其身后新加坡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后李光耀时代，在国内政治层面，新加坡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
一是威权模式和贤能政治能否延续。李光耀事業的继承者们始终处在李光耀的巨大光环之下，却未见得能具备李光耀的智慧和远见，包括至上权威。
目前，财政部长王瑞杰、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教育部长王乙康被普遍视为下任总理人选“领跑者”，但李显龙总理并未表示心中是否已有最合适的人选。此外，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政府对民众的控制力也在逐步弱化。各种迹象表明，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根基正在松动。
新加坡的贤能政治模式也可能面临新的挑战。按照新加坡的教育模式，通过各种分级考试测评，很早就将测评对象分为不同层级。精英层次受到精心培养和眷顾，但精英之外的大众则被相对忽视，今后也难以得到上升的机会。这种培养政商精英的教育已经被部分民众质疑为“服务于特权阶级”，失去了道德权威。精英与中下层之间可能出现明显的鸿沟，精英很难了解中下层的真实感受，这直接影响到精英能否制定真正满足中下层民众需求的政策。如果政策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权力精英执政的民意基础就会动摇。为此，新加坡第二代领导人的代表、前总理、现任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曾发出警告：即将“接班”的第四代领导人必须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千禧一代”团队，在确保精英政治不会偏离目标的同时，努力避免社会阶层的分化。
二是人民行动党能否满足民众求新、求变的心态。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且政绩突出，但民众对该党未来政绩的期待值也在逐步提升。即使人民行动党没有出现明显的执政失误，如果其不能够提出更有新意、更能满足民众需要的政策主张，也会让民众特别是年轻选民产生厌倦感。年轻选民甚至不仅仅是年轻选民的求新、求变心理可能大大增加未来选举中的不确定性。
三是亚洲价值观面临严峻挑战。新加坡青年一代成长的时代与李光耀的时代迥异。李光耀所珍视和强调的儒家伦理正被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西化、多元主义和个性的张扬。
2017年6月，总理李显龙的妹妹李玮玲和弟弟李显扬通过社交媒体发声，指责李显龙为“巩固自己的政治资本”而滥权，设法阻挠他们执行李光耀遗愿拆除自家故居。他们认为李显龙保留故居有“政治目的”——借助李光耀的光环扶持自己的儿子进入政坛。虽然最终李氏兄妹达成和解，但新加坡“第一家庭”的这起家事纷争却反映出新加坡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裂变。外交进入不确定时期
新加坡外交正在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迄今仍未形成明确、清晰的东南亚战略，这使得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难以根据形势变化迅速做出战略调适。
2017年，特朗普政府高层多次公开提出“印太”构想，他本人在11月访问亚洲时也数次提及“印太”。美国提出的“印太”构想对于东盟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这个构想不够明确，要具体落实还有太多不确定性。
有新加坡学者认为，新加坡地跨印度洋和太平洋，“印太”战略可以给新加坡提供机遇。由于新加坡与美日澳印均有良好关系，互动合作密切，因此四国机制的存在可使大国对地区安全稳定承担更多的义务，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便于各大国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和防止冲突发生。
新加坡认同美国倡导的“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地区秩序”，对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感到不满。在菲律宾提交所谓“南海仲裁”的结果公布后，新加坡的态度也引起中方的愤怒。新加坡既希望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约束中国，但又不愿意因中美发生激烈对抗而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如何妥善处理与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富有成效地推进大国平衡外交，将是新加坡外交面临的最大考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