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殷
在2017年，世界格局呈现出洗牌的趋势。一方面，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负责任的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随着区域大国博弈的加剧与一些国家内部政局的动荡，一些地区的紧张局势也有增无减。尽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公共产品有力地推进了全球治理的开展，但实事求是而言，世界安全形势已经呈现出日益严峻的趋势。对于已经在全球各个地区遍布大量企业与人员、存在广泛海外利益的中国而言，这种全球安全局势的变化无疑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如何加强中国海外力量建设、完善海外利益保护，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崛起过程当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
从当前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现状以及未来世界安全局势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海外人员与企业激增，让有限的安全资源难以做到完全覆盖。据估计，2017年中国出国人员可能达到近2亿人次，海外企业可能突破38000家，海外劳务人员数量可能超过400万，海外留学人员接近300万。如果算上海外利益保护过程中可能涉及的海外华人华侨，我国需要保护的对象已经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尽管近几年来，外交、公安等部门在领事保护、跨境警务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工作、投放了大量资源，但我国海外利益保护力量的增长相比于有待保护的海外利益的增长，仍然存在较大的现实缺口。
其二，海外人员和企业呈现出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原子化态势，在风险信息共享、安全资源整合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民企、国企互不来往，留学人员、务工人员彼此隔阂，各地华人社会小圈子盛行的现象比较常见。
其三，在一些高风险区域，仍然缺乏安全支点、缺乏硬介入能力。相关预警机制与安全人脉建设仍然有待提升。
考虑到未来几年世界安全形势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社会对于这三个方面的不足，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补课，否则将很可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中遭遇财产乃至人员的损失，而具体的策略则应该考虑从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出发，构建出适应中国国情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一方面，我国应尽可能地在高风险区域构建相应的安全支点，借鉴利比亚、也门撤侨的成功经验，提升安全力量的投送能力。尽管中国并不主动谋求在外建设海外军事基地，但通过跨境安全合作，提升中国与相关高风险区域国家的联合干预能力，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近年来，无论是在上海合作组织还是在湄公河流域、欧亚大陆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些合作可以为未来中国推进全球安全合作提供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進过程中，这种合作经验更可以在许多安全形势较为严峻与复杂的区域得到进一步检验。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海外利益的爆炸性增长，仅仅依靠政府力量，已经难以对出国人员和企业的利益保护做到完全覆盖。在依靠官方力量保护的重点项目、重点区域之外，从市场中获得保险与安保服务，应成为大多数海外人员与企业的现实选择。相比于国外的同类型企业，中国的保险企业在海外险种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许多业务无法开展，而安保企业在国际化方面则仍然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虽然一些企业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海外业绩，但总的来说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在未来的几年里，如何提升中国安保行业的国际化水平，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业内标准，应该成为中国海外安保市场发展的重点。
最后，除了政府与市场之外，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还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留学人员、务工人员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人脉优势，构建出人人参与、社区互助的海外群防工程。在非洲一些治安形势严峻的国家，华人社区的互助与群防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必须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国企为支点，民企、社区为呼应的多层次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整合资源、抵御风险。海外利益保护从来不是依靠战狼式的个人英雄完成的，它必须依靠体系化的力量，必须在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形成有效的合作，而这也应该是未来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着眼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