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军备控制的一个定义是：潜在对手之间为减少战争风险、战争损失以及准备战争的成本而达成的合作。这个定义由军控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提出，并为多数国际安全专家所接受。尽管这个定义不大适合概括单边军备控制的特征，但这个定义的确描述了双边和多边军备控制的成果。每项军备控制的发展都是一个长链条，起始端是军备控制的战略思维，后续端则是其政策实践。如果双边和多边军备控制的政策实践获得成功的话，军备控制就体现为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可以是成文的军备控制条约，也可以是国家之间不成文的默契。
例如，美国和苏联（俄罗斯）认识到：陆基导弹携带分导式多弹头往往不利于战略稳定，这是一种战略思维;双方在其削减战略武器的系列裁军条约里面限制分导式多弹头，这是一种国際合作。实际上，提高核导弹的精度与部署陆基分导式多弹头一样，也不利于战略稳定性。这也是一种战略思维。但是，这种战略思维却从未演变成国际合作，甚至没有公开证据表明美苏（俄）之间就限制核导弹的精度进行过任何讨论。
上述多弹头与精度的对比分析说明，军备控制中的战略思维与政策实践有一定的距离。有的战略思维应用于实践，能够转变成为政策，并促成军备控制领域的国际合作;有的则不能。
当前，我们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军备控制国际合作，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主要动因是美国的两党政治。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关于军备控制的立场分歧逐渐拉大。这种党派斗争直接导致美国军控政策的巨大摇摆。在美国，中止一个军备控制的国际合作比发展一个军备控制要简单得多。因此，每次美国的军控政策出现摇摆，向负面的摆幅都远远大于向正面，其结果是美国的军控政策越来越保守。由于美国强大的实力，当美国抵制国际军备控制合作的时候，国际社会很难挽救这些合作。因此，目前的总体局势是：以小国主导的国际军备控制合作仍在发展，被美国搅局的国际军备控制合作则正在衰微。
在国际安全对话中，军备控制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指导思想。例如，美俄两国政府间的战略稳定性对话、中美学者间的战略稳定性对话都仍然以战略稳定性理论作为对话的基础。国际对话需要一些合作共赢的思路作为基础，单边主义是无法成为对话的指导原则的。在我国的国防建设中，军备控制也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思维。例如，战略稳定性要求提高和维护核报复能力。如果一项新技术在提高核进攻能力的同时有损核报复能力，我们对这项技术就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即使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军备控制的战略思维也有重要价值。例如，美国在南海的一些抵近侦察行动不仅仅只是对我主权带来侵犯和威胁，也会损害中美战略稳定性。因此，我们可以用战略稳定的思路来应对美国在南海的抵近侦察。今后我们还会迎来更多的国际社会对军备控制国际合作的严肃讨论，对军备控制战略思维的研究对于应对和参与这些讨论意义重大。
除了前述的战略稳定性理论，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军备控制战略思维也值得我们重视。这包括军备的自杀伤效应、防止冲突的意外升级、人道主义等。大多数军备在实施其作战毁伤效果的同时可能附带自杀伤效应。军备数量越多、毁伤效应越强大，可能附带的自杀伤效应越明显。在军备的发展和部署上采取一定的克制是减缓自杀伤效应的一个重要思路。一些高新技术，例如，网络、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可以大幅度提高军备的效率，与此同时，意外升级的风险也可能纠缠在这些军事应用中。在提高军备效率的同时，防范冲突意外升级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人道主义是处理军事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军备控制国际合作式微的情况下，很多学者尝试将已有的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应用于新的技术环境，例如网络、人工智能的技术环境，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诠释，由此推荐一些新的人道主义国际规范。重视军备控制中的这些重要的战略思维的研究，有利于全方位提高我国的综合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