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楠
写《乡村病人》时，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时而抽烟，时而敲字，那些陌生又熟悉的面孔渐渐浮现在眼前。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伊朗的，叫《随风而逝》，我也想起童年的诸多往事，那个坐落于天山南麓的小镇，兴于煤炭，衰于工业，它曾经养育着从陕西、河南、四川、甘肃、贵州等地而来的数千名支边建设者、打工者，却于二〇一四年因火电厂排污过量而荒废。
人群散去，街道荒芜，留下的只有回忆和远逝的繁华，能记录的文字却很少。
在喀普斯朗河两岸，我有太多美好的记忆。一望无垠的苜蓿地，抬头就见的终年雪山，夏季里结满果实的杏园，光着身子在河里嬉闹的小孩，以及那些戴头巾拎铁水壶穿过村庄的维吾尔族妇女，驾着驴车上街送水的老汉，从远处山峦赶着羊群回村庄的牧羊人……
当然，小说不只是为了纪念过往，更多是找寻一种出口，关于记忆，关于情感，关于内心，关于灵魂，关于更深层的东西……
《乡村病人》里，充满异域风情的景象較少，我更多的是借助这样一个地理背景，去讲述一则带有寓言性质的故事。
我把自己设想成一名身涉边疆的画师，希望能画出精致的别样的作品，不曾想却被藏身于山间的红狐咬伤，病情不断恶化，好在及时就诊，认识了村卫生室的医生——美丽善良的维吾尔族姑娘阿依祖合热。
阿依祖合热不仅为我治病，还带我去她居住的村庄。我在那里吃饭、养伤，帮他的祖父料理农事。渐渐的，我和她萌生情愫，并隐藏于心。在这则小说里，男女之情不是我想讲述的，我想阐述的，是虚伪与善良的关系。
红狐是一种隐喻，它象征着虚伪、狡猾、捉摸不透，阿依祖合热是善良的化身，艾买提有着阴险丑陋的嘴脸。我呢？只是一个过客，我的出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它使得这些人的内质显露出来。
我们都是普通人，普通人身上有的东西我们皆有。善良与虚伪，往往只在一念之间。然而，有时候面对动物，人可能更虚伪、更可恶。红狐是虚伪的，有毒的，捉摸不透的，可依然有比它更毒、更可恶的生物存在。
关于这则小说，我所想讲的，或许就到这里。
莫言说过，好的文学应该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甚至暧昧性的特质。我十分认同。什么是好作品？我认为应该具备多解读功能吧，它就像一个“反迷宫”，给读者一个进口，可以从无数个出口出来，不同的人读，可以也允许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或答案。
除《乡村病人》外，这两年我所写的小说，除了试图去勾勒属于自己的地域底色，也在找寻属于自己的小说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