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和老同学茶聚的第二天。茶聚的兴头犹在，周日一早先到医院给老父亲开药，这是每周规定动作，回来路经玄武湖边的南京市规划展览馆，见里面开展销会便进去转转。里面人很多，从皮衣羊毛衫到咸鱼腊肉干货炒货杂七杂八一应俱全。在一个摊位上给老父亲买了一条棉毛裤，再转到一家门面，选中一条休闲裤，待要付钱时，手朝包里一掏，钱包没了！
出了一身冷汗。从未遇过这种事情。仔细想：是不是出来时没带钱包？否！出来肯定带了钱包的，在鼓楼医院交费时，自费部分就是从钱包里取的嘛。
仔细回想，应该是在刚才给老父亲买棉毛裤时。当时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裤子的长短肥瘦上，完全忘却身后的背包。现在，背包的拉链是打开的，而我在医院取钱后清楚地记得是把拉链拉上去的。
卖裤子的小姑娘紧张地看着我。显然，我在她这里发现钱包没了，她怕沾上嫌疑。
我对她说，跟你这儿没关系，你忙你的吧。
大脑开始发懵。强迫自己仔细想，钱包里有些什么？七八百块钱、几张银行卡、身份证、医保卡、借書卡，好像还有其他什么卡，一时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心里恨！平时在看守所面对那些被抓获的窃贼，看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总还有些同情，他们没文化，无特长，要吃饭，要生存，怎么办呢？可轮到自己，不行了。
最郁闷的是，我，怎么会被窃呢？我明知背包有三个口袋，只要把钱包放在贴身那个口袋拉链不外露也就不可能被人拉开，为什么偏偏把钱包放在最显眼的口袋里呢？我明知道展销会里人多且杂，应把包放在胸前却为何偏偏放在背后呢？
我在心里一遍一遍跟自己嘀咕，简直像那祥林嫂了。
最后又寄希望于窃贼：偷儿，乖，大叔知道你没钱用了，这点钱你就拿去吧，只要别去洗头房，也够你吃十天半个月的了；钱包千万别瞎扔，想法寄给我，或交给谁谁谁……
在展馆里漫无目的地游走两遭，没魂似的出来。
到家先试着给几家银行打电话，口头挂失。还好，并不复杂。然后给老父亲做饭，伺候老人家吃了饭上床睡午觉。妻还在公司忙着，先别跟她说。
心里还乱，午觉是别想睡了。打开电脑敲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敲打，渐渐地，心情舒缓下来。
妻回来了，一进门，发现新大陆似的：唷，今天太阳从西边出了？竟然没睡午觉！
把她应付过去。晚饭后，才跟妻子如实坦白，淡淡的口吻。
不料妻笑道，你堂堂检察官，还办过不少小偷的案子，居然也被偷了！——猪是怎么死的？笨死的！看来我低估了女同胞的心理承受能力。
五天过去了，没有任何音信。
第六天，一个电话打进来，陌生的号码，陌生的声音，清脆的女声：“你是向隆鸣先生吗？我是派出所的。你最近是不是丢失了一个钱包？”
“是啊。”我告诉电话里的警花，我的钱包不是丢的，是被偷的。
“报案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报案？”
“我……不知道怎么报……”
电话那头，警花轻轻笑了。
她一定是看到我的户籍资料，知道我的年龄和职业。一个检察官，而且是“资深”的，钱包被偷没报案，原因是不知道该如何报案！
原来，有个人在规划展览馆买东西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多了一个钱包，就把这个钱包交到了派出所，身份证和卡都在，钱没了。
啊，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啊。包括那个小偷，不算太可恶，真的让钱包和卡通过这种途径物归原主。
到派出所。执勤的警花——不知道是不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个警花——态度也很好。我很真诚地向那位警花再次表示感谢，珍惜地将钱包收好，心里漾起阵阵暖意，尽管失而复得的卡证对我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