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脱“母爱”崔立（上海，公务员）
约定的周六下午看房。
我这套是一室一厅的房。租房的两个女孩据说刚毕业一年。中介小伙子再三说俩女孩挺好的，还帮她们谈了价格，从4000块砍到了3600块，我也同意了。
上楼的，除中介小伙子、两个女孩外，又多了一个中年女人。说是其中一个女孩的妈妈。妈妈刚走进房间，就皱起了眉头，说，你这房子，在5楼，太高了些，你瞧把我给气喘的。又说，你这墙面，也有些发黄，还有点开裂，最好能粉刷一下。再说，现在租金是多少？都是两个小姑娘自己谈的，我也是刚知道这事，3600块？太贵了！房东，小姑娘们也不容易，要么你让一点？
我没吭声。妈妈见没人理她，有几分没趣，就进了卧室。出来时，兴冲冲地，像抓到了天大的把柄一样。“你阳台的玻璃裂开了，碎了，这是要换的呀！”妈妈说，“不行不行，你合同上要写的，如果出现意外问题，房东要负全部责任！”声音很响。我说：“这都已经说好了，这两天就给换掉，她们都知道。”我压低了声音，尽量平和些。
这位妈妈又回到了客厅，像又发现什么似的，指了指上面吊着的空调，说，这电器没问题吧，小伙子，你把插头插上去，让我看看。她说的是中介小伙子。中介小伙子已经被吵晕了，说，阿姨，我在写协议呢！妈妈又说，要不是房子小，要不是她爸偏向孩子，我说什么也不会让她出去租……
一下子，像一锅沸腾的粥。我站在那里，心里听着难耐。甚至想，这房，我不租了！话到嘴边，我看到一个女孩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记得，女孩第一次看房说的话，我就想逃离，乱哄哄吵成一片的家。我忍了忍，把话儿咽了下去。
房，还是租了。3600块，签了一年。
妈妈走出去时，倒是语气缓和了许多，说，房东，再见呀，以后小姑娘们有什么事，你要多照顾些。
我看到走出门的小姑娘的眼神中，是逃脱般的一抹喜色。小圆门里的市井烟火子薇（安徽芜湖，职员）
据说，芜湖十大名小吃，有一样便是小圆门的藕稀饭。
小圆门的名字，究竟是怎样的来历，我不清楚。以前，这条巷子在劳动路的出口，确乎有一个圆形的门，门的四周刷着天蓝色的涂料。大约因为老旧，门被拆除了，原本“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巷子，豁然洞开地面对着劳动路。
从劳动路上拐进去，各种食物的香味，是劈面扑过来的。前往的多是年轻人——成群结队的女孩子，呼朋引伴的小伙子，也有手挽手卿卿我我的亲密恋人。巷子的两侧是楼房，贴着楼房墙壁搭盖的棚子，便组成了一间间店面。搭盖得讲究点的，自成简易餐馆;搭盖得马虎点的，看起来就是临时排档。每家出售的食品，各有各的花样，各有各的风采。
我从这条巷子里拎回家频率颇高的，有两样。其中一样，是烤鸭。卖烤鸭的是个瘦长的男人，动作爽利干净，我每次买的半只烤鸭，他只消片刻工夫，鸭子上的肉连同皮，便被一小块一小块地片下来，进了食盒，剩下来的骨头，剁成段，放进食品袋，一只稍大的食品袋将食盒和盛着鸭骨头的袋子放进去，再往里依次丢进已经简单包装好的大葱、酱、春卷皮，袋口一系，递至我手上，他再右手套上塑料袋放钱找零。从摊子摆出来，到烤鸭卖完，摊主少有停歇的时候，顾客是络绎不绝的。
另一样，是酥烧饼。那家的烧饼，有两种口味，一种甜，一种咸，烧饼上扑满了芝麻。铺子里一直不停歇地做着，我们买到手的总是刚出炉的，带着温度的烧饼，香味浓郁袭人。好些个从远处赶来的顾客，跟摊主一报数，都是几十只甚至上百只，一只只烧饼在硕大的食品袋里码放整齐，小山似的。
买完这两样，往前走几步，便是菜摊了，有鱼有肉，还有各色时蔬。在蔬菜摊上，称一块冬瓜，那是用来和烤鸭骨头一起炖汤的。
出巷时，有一左一右两个岔口，从右边的岔口走过去，便是申元街。申元街两侧的女贞树，一棵挨一棵地挺立着。女贞树的花，从姿容到香味，都是温和柔美的，没有飞扬跋扈的蛮横霸气，与小圆门里的各色美食一样，内敛，不事张扬。沪上寻亲记陈慈林（浙江杭州，国企干部）
我5歲离开上海，29岁时重返，其时仅凭先母口述和儿时记忆，在警察帮助下，通过当年邻居，最终寻到失联24年的一兄两姐，至今想来尤感幸运。
1953年春，我出生在上海闸北七浦路，5年后刚添小弟不久，父亲却突然去世。其时异母长兄尚在校读书;大姐初作人妇，照顾小妹已感困难，实无抚养继母幼弟能力;母亲无工作，母子3人顿陷困境。
此时疏散城市人口，母亲一手牵我、一手抱小弟，回到浙江绍兴农村投靠亲友。邻居杨阿姨送我们到老北站上火车。
母亲靠放牛养活我们，不久，14个月的小弟饥病交加夭折。母亲致信上海儿女，告知消息，企盼救济。半年多未得复信，母亲无奈携我改嫁至宁波农村。母子寄人篱下艰难度日，我读完初小即辍学当牧童，未满17岁赴浙北参加夺煤大会战，总算自食其力。
惜哉母亲积劳成疾，刚过花甲就因病谢世，生前常念叨曾居上海七浦路某弄某号，送我们上火车的老邻居杨阿姨。母亲逝后，我倍感孤寂，完成母亲遗愿，到上海寻访兄姐从此系我心头。尤其结婚成家后，我思亲之心更切，只是上海虽不远，但要在茫茫大上海，仅凭零碎信息寻找亲人，犹如大海捞针。
1981年冬，我到嘉兴职工学校参加脱产培训，其地紧邻上海，某天我抽空赴沪游玩。这是我离开上海24年后重返，离开之日尚在孩提，重返之年已届而立。我逛了豫园、大世界、南京路一百，徜徉在熟悉又陌生的街道间，不知不觉循外滩过外白渡桥，从河南路拟往火车站，打算回嘉兴。
此时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突然，一块路牌映入眼帘，“七浦路”三字令我浑身如遭电击：这不就是我无数次梦中徘徊的地方吗？那某弄某号的故园还在吗？好心的杨阿姨和失联多年的兄姐们还好吗？
我热切地循七浦路前行，几分钟后停留在某弄口。虽已时隔多年，但我依稀记得弄堂口有个小庙，此时门上挂着居委会的牌子，敲门却没人应答。这一带原属棚户区，20多年变化很大，就算是大白天到此，寻找也非常困难，更何况此时弄堂内路灯昏暗，住户大多已紧闭门窗。我敲了几家屋门询问，皆说不知杨阿姨其人。
思亲多年，今日有幸至此，我实在不甘心放弃，情急之下，我跑到附近警务室，求助民警。值班警察姓魏，虽非户籍警，但在此工作多年，对附近居民都很熟悉。听我结结巴巴说明来意，深表同情。他说附近有一位杨阿姨，名字有一字不符，也许是我想找的人。他陪我来到她家，杨阿姨已经睡下了，听民警敲门，赶紧开门。原来这排平房错杂于弄堂深处，如无人引领，就算是白天我也很难找到。
杨阿姨听我自报家门后，说我依稀还有几分儿时模样。她激动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知我母亲已去世，杨阿姨眼角湿润、满脸悲悯。原来我母亲把杨阿姨名字错记了一个近音字，才造成大家都说不认识。
杨阿姨兴奋地告诉我：“你大姐还在上海，大哥现在杭州工作……”
一周后我再度来到杨阿姨家，把一封写给兄姐的长信恳求杨阿姨设法转交，杨阿姨满口答应。我在信中写下了曾经的孤寂无助、如今渴望亲情和寻找血浓于水亲人的心愿……
1982年元宵節前夕，我收到杭州大哥来信，他约我去杭州见他。我手持4岁时拍摄的“全家福”照片赶到杭州，与大哥重叙手足之情。
1982年3月，吾儿呱呱坠地，上海大姐、宜兴二姐在杭州大哥陪同下，一起来到地处莫干山麓的我家，我终于有幸寻回了失去25年的手足亲情，大家均喜极而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