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琛 张懿月
联合国总部会议期间，需要各国翻译人员同声传译。
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到如今的50年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得到大幅提升。
尤其近年来，联合国机构中的中国事务和中国元素逐渐增多，很多部门主动希望接收中国人，以帮助协调中国与机构间的关系。而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中担任高级别职员的数量也在逐步增加。
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在国际组织中有829个专家岗或更高级别岗位由中国公民担任，相比2015年增加了41%。
但客观来说，中国在联合国系统的总人数仍然偏少。相信随着中国现今成为联合国会费缴纳第二大国，国际组织内中国人的面孔会越来越多。
近日，《新民周刊》采访了前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会议管理部口译负责人李正仁和曾在联合国纽约总部担任笔译员的夏平教授，讲述了他们在联合国的那些往事。在“第一排”看国际风云变幻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尤其是1973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一下凸显出来。因此，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班，就成为这一青黄不接时期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一开始只是抱着去试试看的想法，想看看自己笔译、口译水平还行不行，没想到真的成功通过考试，并最终能去联合国工作。
“当时，联合国提议参照在莫斯科开设培训班的模式，在国内培养可用之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曾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任译员的夏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
1978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并达成协议。12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方案》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个方案，联合国将提供价值75000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提供6000美元费用，学员人数每期不超过25人。
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译员班招生的红头文件。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
“在报纸上看到联合国译训班招生信息时，我已经好多年没参加过考试了，一开始只是抱着去试试看的想法，想看看自己笔译、口译水平还行不行，没想到真的成功通过考试，并最终能去联合国工作。”夏平回忆道。
第一届译训班毕业留念。
1966年，夏平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在外轮公司工作了13年，主要负责与外轮工作人员沟通，“这个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和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口音的人打交道，口语练习的机会就较多”。
536人参加了那年4月29日举行的预试，227人通过，进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的初试。据夏平介绍，初试淘汰了很多人，只剩下43人前往北京参与复试。
复试即联合国译训班的入学考试。考官共14人，联合国方面的7人包括联合国人事司司长韦伯、翻译司司长塞斯派克、翻译司中文处处长汤兴伯、会议服务司口译处中文组组长范家桢，中方的7人则来自外交部和北外。考题由联合国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试。
最终录取正式学员25名，口译10人，笔译15人。夏平告诉记者，他们中有大学教师，也有刚毕业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我当时35岁了，但我们这一届年纪最大的是39岁，而最小的则是现在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结一，当时才22岁。而后来担任我国驻美大使的崔天凯也是这一届的学员”。
1981年8月，夏平和十几位同学一起被派往联合国纽约总部担任笔译员。在纽约，他们两人一间办公室，常年有大量文件需要翻译，尤其在每年9月至12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任务就更加繁重。
“会议期间，文件必须很快翻译好，甚至有的需要当天完成。但平时工作强度还好，平均每天翻译3-4页左右，一般是先把近期的翻译好，再处理以往的。”夏平表示，虽说日常工作鲜有波折，但当时的一个工作小插曲让他仍记忆犹新。
有次，格林纳达（Grenada）突发事件。半夜，夏平的一位口译同事被从热被窝里召回办公室，要求将急件迅速翻译成中文发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的口译员差点以为是有关手榴弹（grenade）的内容，“过了好一会儿才真正进入状况，原来是格林纳达的人写了信向联合国告美国的状”。
李正仁在日内瓦工作照。
李正仁在會议期间在翻译箱内做口译。
在与联合国的三年合同到期后，夏平回到了中国，之后从事着翻译、教师的工作。在1999年至2006年间，他还担任过日内瓦、曼谷等地联合国机构的约聘审校人，有时也会到当地出差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