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深夜，我从某处出来，去地下停车场取单车。那里为了省电，灯光暗淡，汽车一辆辆排列，死了一样，停车场看起来像一个已经熄火的面包炉，有些恐怖。突然听见一阵笛声传过来，吹的是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回忆猛烈袭来，让我想起曾经热爱笛子的岁月。那是1967年，学校停课，我跟着童晓明、王爱健每天在王爱健家吹笛子。他有一个妹妹。我们最喜欢吹的是“我失骄杨君失柳”。三个少年，相信他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故乡、月光，阳台、枇杷树，大人在礼堂里开大会。我很多年没在这个城市里听见笛子声了，偶尔听见有人在弹钢琴，从水泥建筑物的钢窗里传出来，弹的都是练习曲。童晓明、王爱健已经不知所终。
我四下张望，终于看见停车场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小伙子。他身旁支着一张床，他也许是看守停车场的。他看上去并不年轻，是个经历过人生的人，他的笛声里有某种令人心碎的东西。
小伙子是云南建水口音，那个地方来的人说话都像古戏里面的人唱對白。我不认识他，但有一日电梯故障，我只好从一楼爬到十二楼，下来的时候，他向我道歉，说不好意思，电梯的门坏了，让你爬这么高。从来没有人因为这种事情向我道歉，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好感汹涌，仿佛我突然又有了一个兄弟。后来某一日，我下楼去买牛奶，到楼下才发现一分钱都没有带，就向他借十块钱去买，他立即借给我。他掏钱的时候，我看到他裤兜里也就只有这十块钱——中午的饭钱吧。对许多我相处了几十年的人，我绝不会开这个口，我宁可再爬十二层楼回去取钱。陶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这个小伙子也许是陶渊明的后代。
（沈随心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坚思想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