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
在从前那些没有手机游戏和电子书的日子里，我在漫长的旅途中只能靠思维游戏打发时间。
所谓“思维游戏”，是我给自己的胡思乱想起的学名。这种游戏很简单，先设想一个原点——我突然得到了十亿美元，突然得到了校花的青睐，突然写出一部震惊古今的小说——然后开始想象我接下来采取的行动，这种想象要尽可能细致，细致到每一个动作。后来年纪大了，我知道这种东西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做“意淫”。
这种“思维游戏”有一个分支种类，叫做“想象图书”。玩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开始虚构一本从来没存在的书，想象它的主题、内容简介、封面图案、名家书评、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轶事，尽量煞有其事地补充除了内容以外的各类细节，使之丰满如真实存在一般，然后把它放到我想象中的书架上去。以后再碰到无聊的时候，我就信手抽出一本，靠回忆来阅读。
比如我曾幻想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时，在稿纸背面写下了另外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落水的田晓霞，她死里逃生却遭遇失忆，被人救起以后开始了另外一段人生。几十年后她和孙少平在街头偶遇，擦肩而过，互不相识。可惜的是，这份稿纸被编辑忽略了，一直丢在存稿箱中。直到几年后路遥去世，一个新毕业的编辑打算准备纪念专题，无意中把存稿箱打翻在地，这才发现稿纸背面的秘密。不过老编辑认为这个故事会损害《平凡的世界》的形象，于是只印制了一千册，赠送给路遥的亲朋好友，书的封面是个巨大的漩涡。其中一本，不知如何流落到了桂林临桂中学，扉页还盖有“临桂中学图书室藏”的红章。里面的借书卡里只有一条借阅记录，是个女孩借走的。她比我大一届，喜欢穿米黄色的毛衣，宿舍里的台灯用粉红色的纸罩着。
我书架上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廷巴克图故事集》。在1822年，英国组织了一支探险队，从的黎波里出发，计划南穿撒哈拉沙漠，寻找尼日尔河与尼罗河的源头。探险队中有一名人类学家，叫做塞缪尔·欧内斯特，他抵达廷巴克图之后，注意到当地图阿雷格人部族存在着一种奇特的风俗：酋长在死后会被部落巫师敲破脑壳，接出脑浆，掺杂着蜂蜜和椰汁给被选中的孩童服用。那个孩子就会流利地背诵出一段故事，然后一生都无法发出声音。这些故事巧妙而有寓意，被认为是神的意旨，所以不允许被记录下来。于是欧内斯特花了十三年时间，等待每一个类似的仪式，偷偷记下了几十个故事。可惜他的行为最终被土著人发现，惨遭杀害。他死后，脑浆也被土著人用同样的方式制成饮料，盛放在他生前用过的水壶里。
后来该部落被殖民者屠戮一空，这个水壶与记录手稿被送回葡萄牙，作为遗物交还给欧内斯特的遗孀。这份手稿一直沉睡在旧物箱里，直到有一天歐内斯特的孙子无意中打开水壶，喝下他爷爷的脑浆，当着家人的面高声说出这些手稿的来历，欧内斯特的工作才公之于世。手稿于1923年结集出版，命名为《廷巴克图故事集》，版税用来为欧内斯特的孙子治疗哑病。该书的第一版中文版在1973年的台湾出版，但销路不佳，名人里只有邓丽君买过一本，并遗落在雅加达的旅馆里……
这样编下去的话，简直没完没了，可以从一本书想象到一个家族史乃至国家史。在构思这些东西的时候，时间会如风车一样过得飞快。等车抵达终点，我所获得的愉悦感，和看一本书差不多。
（云凡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事实证明，人民永远是最可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