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若讲中国文化，讲思想与哲学，有些时候不如讲文学更好些。
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
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融入人生，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
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学和理学不同。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但他们的真实人生，不能像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
理学家教人，好像是父亲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论其效果，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对你影响大。因此父兄教子弟，最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
文学对我们最亲切，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学背后，一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而我们学着创作作文、作诗，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好。
就好比作画，如果尽临人家的画，是临不出好画来。尽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画。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
例如倪云林，是一位了不得的画家。他一生达到他画的最高境界时，是在他离家以后。
他是个大富人，古董古玩，家里弄得很讲究。后来看天下要乱了，那是元末的时候，他决心离开家，去在太湖边住。这样过了二十多年。
他这么一个大富人，顿然家都不要，这时他的画才真好了。他所画，似乎谁都可以学。几棵树，一带远山，一湾水，一个牛亭，就是这几笔，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墨！
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
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
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
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窮的安慰。
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
（张晓兰摘自《北京青年》）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