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婷
中国的知识分子曾是一个特别划分出来的阶层。
西周时期，“家天下”，分等级，制周礼，从衣、食、住、行，几乎涉及人生在世的各个领域，都制定了严格的礼法，任何阶层不得越礼而行。陕西历史博物馆“周代展馆”的陈列厅里，绘有一幅西周时期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礼制图，仅“食”一项，天子可否食肉，能食多少，诸侯又能否食肉且食为多少，至于大夫及士、庶民等，皆有严格的礼法规定。《左传·臧哀伯谏纳郜鼎》一文，对“礼”的解释占据了几乎全篇内容，是臣下以礼谏言的典型篇章。
士，作为西周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政治上处于贵族的最低层，几与庶人相接，经济上有一定的“食田”，宗法上依附于上一阶层，即“卿大夫”，文化上则受“礼、乐、书、数、射、御”的全方位教育，是掌握文化话语权的阶层。春秋中后期，礼崩乐坏，天子失去权威，在宗法制度逐渐松弛的社会环境下，士作为贵族的最低层开始瓦解。除六艺知识外，士身无长物，摆脱宗法束缚，又使士获得了极大的人身自由。他们开始利用所学，为各诸侯国的争霸出谋划策。春秋战国时代，从“百家争鸣”到“合纵连横”，从诸子学说到仗剑天涯，从庙堂里的文士、战场上的武士，到“士为知己者死”的侠士，无不活跃着士人阶层。
士人，掌握着社会文化系统话语权，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阶层，可以认为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早称呼。
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启长达两千余年的帝国时代。帝国伊始，书同文，车同轨，设郡县，焚诗书。与帝国郡县制匹配的上层建筑，由“家天下”时代的阶层递减逐步演化为君臣上下等级。秦末、西汉初年，尚能见到侠士的身影，及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士”也成为隶属于君王的臣民，与官僚身份结合，以儒家学说为专制帝王服务，成为“士大夫”。帝国时代的选官制度由“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逐步完善为“科举制”后，一个庞大得令人可怕的官僚集团——文官集团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晋升和依附的唯一屏障。在漫长的专制时代，士人之“士”的精神被洪水傾泻淹没，不复再见。秦末尚有张良行刺始皇，为国复仇，及至两宋，“士”的精神退变为“士”的趣味，明清之后，连这点趣味也了无踪影，徒剩书生埋头考据，只读八股。
然而于历史的漫漫洪水中，我们依稀可见零星散落于中华大地上的“士”之风骨。
离乱之际，最见真心。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六十多年的漂泊乱世，让士的精神在大分裂时代得以发扬，化为魏晋风骨，闪耀在两千余年漫长的帝国时代上空。赵宋王朝，文官集团雏形乍现，然而亡国之痛使这个朝代的文人士子们意外地拥有了飘散已远的铮铮风骨，如范仲淹，如岳飞，如文天祥。侠肝义胆的士之风骨也成就了宋词的艺术地位。即便是在明清时期，专制统治到达了黑暗的顶峰，依然有黄宗羲、顾炎武以及清末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仁人志士们。当“士”作为一个实体阶层消亡后，它的精神和风骨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每临民族危亡之际，软弱的书生们顷刻间勇气非凡，傲骨义气。他们一手执笔，一手仗剑，在前线战场书写出真正的“士”的精神。
我以为，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三大文明相比较，始终绵延不灭的关键原因之一。中华文明中柔中带刚的气质，细细想来，不是很像“士子们”的风骨么？
“朝闻道，夕死可矣。”对“道”的追求达到如是地步，不就是“士”以及它所代表的华夏文明带给后世的宝贵精神遗产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