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展来
自我开始有记忆起，她便接手了母亲的床上用品店。
只不过那时我还住在那儿，那是沿街的落地房，是民莘中路上再寻常不过的“上房下店”的格局，然而她家却不在那儿，而是在离那儿数百米的一個小套房内，但我每天早晨总能看到她笑意盈盈地在店中整理被套，路边那辆电瓶车扬起了一地的尘埃。
我记得那两张照片，一张我在地上“颤巍”地走，而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满脸笑意，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另一张我坐在小板凳上，而她站在那儿，看着我。
日光照得我们面色红润，目光澄澈。那时她还年轻，而我还小。
我总喜欢坐在那张掌柜椅上，翻弄桌上的玩意，看着她与顾客交流。那时我只是愣愣地看着，趴在桌上，看形形色色的顾客，看门外喧嚷的人群，看她时而低头不语时而笑脸盈盈。父母去上班，我便待在她的店里，觉得一切都好。
她有一个小铜罐，“藏”在那张掌柜桌的右下侧，那里有个小门，里头都是她辛苦攒下的钱。但她从来不锁，至少我从未见她锁过。那个铜罐是她儿子去上海带来的巧克力的容器。她将里面的巧克力倒出来给了我，将那铜罐拿来装钱。她每次将钱装入后总会晃一晃，听硬币撞击铜罐的脆响。有一天，她叫我摊开手掌，那些或新或旧的一元硬币撞击着铜罐内壁，而后莽莽撞撞地掉入我的手掌心。这么多硬币，垒成了一座小山。我捧着它们，像捧着一个世界。她笑着对我说：“囡，去买点东西吃吃。”我兴奋地跳起来，跑出去，那些硬币就这样被我捧在手心，买东西也格外骄傲与满足。我空不出手去付钱，便让店员去拿。小拇指勾着刚买来的正新手抓饼，手心里的硬币不论新旧，都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之后为了上学，我搬到安阳，曾经每天的见面，成为一周一次的小会面。那年冬天我回老家，瑞城下了我见的第一场冰雹。那时的我分不清是冰雹还是雪，只是新奇地捧着那些冰冰的妙物，笑得挤出双下巴，任凭它融化后湿透我新买的手套。我拿来她的面盆将这些妙物捧来放入，好似水晶宝物，唤她来看。她也开心，说道：“囡囡，真棒。”拿出铜罐拣出里面的一元硬币，放到我的衣兜里。
那一场冰雪，它把瑞城变成了我最爱的透明。那一天的衣兜，格外地沉。
小学之后，我开始接触电视、电脑、网络，而她的店里没有任何高科技产品。每次到莘塍，我先去和她寒暄。隔着几家店铺便是母亲的小姐姐家，母亲的小姐姐有两女一子，与我格外要好，他们有电视与电脑。渐渐地，我开始养成只与她打个招呼便跑到小阿姨家玩电脑的习惯，甚至在她的挽留下变得不耐烦。她抚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时，我竟挣脱了她，殊不知她眼神的落寞和她另一只手紧紧攥着的一摞崭新的硬币。
我与她说再见时，她抱着我坐到她的大腿上，默默摸我的手。当我触碰到她那布满老茧粗糙的手时，不禁将手一缩。她有节奏地抖动着腿，像给孩童唱着歌谣，我的头倚在她的肩上，曾经的青丝已成霜发，脖颈上布满了一层褶皱。没有顾客，没有其他任何声音，天地之间，只有我们。
她开始接二连三地送菜到安阳，也送来她挑的最好的被套，铺在我的床上。母亲想给她钱，她每次都拒绝。一句来自我的“真好吃”“真舒服”似乎成了她对这些奉献唯一的价值判断。
学业越来越繁忙，一周一次成了半年一次。陪着她坐一天，顾客三三两两，我渐渐明白生意人的艰难。做床品的大公司越来越多，她小店的生意愈来愈清淡，但她总会拣出一盒硬币，托母亲捎给我。她一直都记得我最爱吃桥下那家饺子店的饺子，买来满满一袋。
去年至今日，一切都变了。老家的房子开始出租，她帮着母亲打理，最后，她选择了放弃十几年的店铺。一切的心痛与不舍在现实的残酷下不堪一击。起初她在后门做着清仓甩卖的生意，扭曲的大字在风中单薄。后来，她将存货退回了厂家，得来一星成本，筹划着开一家饺子店。
那天晚上，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母亲的车里与她说再见，看她站在街头，站在来往的车辆间时隐时现，有了想要为流泪的感觉。我说了那么多声再见，她的神情为什么一直那么严肃？她为什么不笑？她的背影为什么总给人一种哀而不伤、孤独又坚毅的感觉？
她是我的阿姨，我母亲的二姐。她叫凤翠，而我却要固执地把它想成“春风又翠江南岸”。
啊，明月何时照我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