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辉
张僧繇人物画体态美艳丰腴的风格被隋唐许多画家所追慕，逐渐成为南朝萧梁以后二百余年的主流审美特征。张（僧繇）画“面短而艳”的人物造型在南朝齐梁之后逐步取代了以顾（恺之）陆（探微）为主的以“秀骨清像”为代表的绘画风格，在南朝后期的畫坛盛行开来。从整体上看来，张僧繇时代是这一审美形成的初期，真正的繁荣是在此后的隋唐，雍容大度、丰满健康、蓬勃向上的人物造像在泱泱大唐达到了顶峰。
张僧繇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绘画发展并逐步形成自我体系的时代；是印度佛教文化和艺术传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的时代；是本土民族绘画发展和外来宗教艺术的结合的时代。张僧繇应时而为，在对本土民族绘画的继承和对外来艺术的接纳融合这两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
张僧繇继承了顾恺之所提倡的“传神论”，并且把“阿堵传神”的理论运用在绘画实践中。顾（恺之）的“阿堵传神”在当时还只是运用在人物画的创作中，而张僧繇则把这一理论发展到对一切艺术形象的创造中。同时，张僧繇在大量创作实践中接触到佛教题材的绘画，他把随佛画传入中原的印度绘画技巧和观念运用到了自己的绘画创作中，而且不限于佛教题材，在人物花卉、山川鸟兽、神怪灵异、外方风物等等广泛的题材上自由驾驭，创作出了大量前所未有的画作。但是，张僧繇在绘画用笔上则坚持中国画的传统，融合了书法的一些笔法。若是顾恺之们在绘画中线条更注重“描”，并且有意识的拉开和书法的距离。那么张僧繇则是在“描”中有意识的融入了书法中的各种笔法笔意，丰富了线条的变化。饱满而生动的描绘赋予了画作鲜活的生命力，使之在“画龙点睛”之后必然“破壁而飞”。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民族、文化、宗教等等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走向兼容并包的融合之路。张僧繇顺应了这一时代的潮流，在绘画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拓宽了题材，创新了风格，影响了此后隋唐时代的审美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