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星雨
母亲和我吵架了。
无非为了一些琐事：学校公开征选三好学生，而我则是没抢到“伊甸园”门票的孩子。我也很委屈：原来我的呼声最高，而落败的原因仅仅是我曾联名抗议学校不公平的管理制度。母亲表示不能理解这种抗议行为，认为这样做愚蠢至极。
母亲的怒气缘来已久，我是知道的。
人生在世，大多数人不顾条件地追求欲望，这就如同目标处于一片混沌之中，迷雾遮住了人的慧眼。他们只是麻木地遵守表面的公平、公正，心中默念着“我希望”，然后停在原地，等待他人的觉醒，带自己离开泥泞的沼泽。而我偏是里面的呆头鹅，总为不公发声，甘为人先。体制的藩篱刺得我头破血流，这伤了母亲的心。她怕孩子爱逞强而遍体鳞伤，恨不得按下我高昂的头颅，把我从原告席拉扯到审判桌上。
我却甘为法堂上棱角锋利、方方正正的惊堂木。
那些审判席上的沉默者，正如安兰保在《责任的失落》中指出：“他们逃避的是一种判断社会的责任。”他们将世界看成既定的，“对世界我无所作为”是这些人的态度。甚至更恶劣，借米兰·昆德拉之言：“他们在心灵的舞台上，观赏着自己呢！”他们坐在被告席上，明知审判不公、制度不力，却彼此嬉笑着、推搡着，用戏谑的目光挑逗义愤填膺的原告，像观赏个傻子，可悲哉！他们无条件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那些奇形怪状、扭曲的玻璃瓶，把自己硬塞进去，不喊疼，不挣扎，最多在心里默默诅咒，暗骂一声。
这真是愚蠢至极。鲁迅文中有更好的表述：“于是他背后的人们须竭力伸长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只死去的鲈鱼。”这种心里自愿而盲目地将自己置于别人的排布之下，成为低眉顺眼、敛裾跪拜的奴隶。
雷平阳曾做过精辟的总结：以铜币为媒介，正为《帝鉴图说》中的“纵鹊毁巢”，背面是“金莲布地”，合欢的白鹊飞走了，命潘妃在金莲上行走的齐王宝卷也被不公的体制运走了。由此感憾“看见了一个已无力惊醒的帝国”。这帝国的沦丧，丧钟为谁而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文明与精神的双重失落，注定支撑不了民族的价值坐标系，令人颤栗的隐喻是：不如归去。在沉默目光下，高楼被腐蚀得漏洞百出，然后轰然倒塌，分崩离析。
令我怦然心动的是，摒弃掉《浮华》中“一群清冽的哑巴”，仍有智者“惊堂木”，昂昂而来，凛凛而去。
譬若王国维，颐和园昆明湖的缱绻碧波记得，因文化所化，苦痛不堪，落湖牺牲时的“扑通”一声，正是自我信仰和价值的实现;譬若梁思成，北京老牌楼的残垣断壁记得，他忧心忡忡，在大众战战兢兢的沉默下，在破晓的锋芒之间闪出智慧之影，从广袖中抖露出猎猎风声;譬若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为了深情的信仰，他们狂躁不安的灵魂在荒野上终日游荡，在石楠花丛间凄楚歌唱。
然而，这种控诉能滴血，背后是罗素所言的“静静地绝望的真相”。不断冲推外力的不公，却不断地被挣扎的过去、无望的未来捕获，肝脑涂地，令人悚栗，也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最具有诡辩色彩的自我说服。
所以，驚堂木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难道惊堂木转圜无望？
在这逼仄的怪圈中，我开始思考另外的途径。
当今时代，最易陷入失落境地的是精英分子。他们更渴望构建一套庞大并且运转机制合理的机器，以求具有普世价值。但是，精英往往通过外化的愤怒甚至悲观的态度，视这个世道为不堪，摇舌鼓唇，大声聒噪，对之发出正义的谴责乃至诅咒，审判世人。但回身自观，自己提倡的精英价值就是普世价值吗？所以，自救比救世更为当务之急。
书到此，我仿佛看见：明朝许衡见官场污浊，拍案而起，遂辞官归隐。
留一方惊堂木，击案铮铮然有余音。
虽经千年，犹自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