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婷
大多数人从《端午的鸭蛋》这篇课文中初步了解了汪曾祺先生。“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由于描写得实在是活色生香，以至于许多人只要一听到高邮就知道那里有“咸鸭蛋”，全然不知那里出过秦观和吴三桂。
前段时间有人在网上戏称汪老为文艺界的“泥石流”，因其笔下的文字总是随性洒脱，朴素鲜活。从容平淡的笔调和略带狡黠的烟火气息在他笔下被调和得恰到好处，映透着诗意的隽永，倾倒了无数读者，抚慰当下众多焦灼的心。
读过汪老作品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更像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慢慢细说，有滋有味。既不拘泥于复杂的故事情节，也不表现伟大的传奇精神，通常都是记录一些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和他们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可是很奇怪，他的这些作品反而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甚至让人不觉莞尔。
1920年，汪曾祺出生于江蘇高邮一个士绅世家，惬意的童年生活赋予他明快纯净的心灵。他在青年时期就学于西南联大，这位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却是个不用功的“坏学生”。常不去上课，喜欢到处串游，泡在茶馆，白天睡觉，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看似自由散漫。昆明的雨连绵不断，汪曾祺就躲在不知名的小酒馆里，要一碟猪头肉，用绘绿釉的土磁杯细咂半市斤酒。窗外木香花湿漉漉地落下，午后时光悄悄流走。在这段无忧无虑的日子里，他细腻地感知世间平凡之事，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汪曾祺被划成“右派”，送至张家口劳改。一个文弱书生突然被迫要做大负荷的体力活儿，其处境之难不言而喻。在此期间，他被要求给上百种马铃薯画图谱，薯块画完就在牛粪火里烤熟吃掉。他非但不抱怨，反而自诩没人比自己吃过更多品种的马铃薯。在后来的《随遇而安》中他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改造的经历，成为后来汪曾祺作品中取之不尽的材料来源。他笔下的人物似乎都有着自己的影子，随遇而安，恬淡平静，似乎还颇为享受这种难得的人生经历。
经历十年“文革”浩劫的他，开始了大量的文学创作。长期默默无闻，终于在1980年，凭借《受戒》一举震惊文坛。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没有沉郁顿挫的悲鸣，十年浩劫在他的身上似乎找不到一点烙印，他就这么一步一摇地走出来了。相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更加懂得对人性的关怀。他成功地继承了恩师沈从文先生的叙事风格，将视角扩展到市井，把一般人忽略掉的诗意，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儿，耳音差一点儿，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儿。”这是汪老的感悟。他这样评价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1997年，汪曾祺先生离世。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文人，用那颗澄澈通透的心，撇去厚重的雪，和着樱花瓣子似的月亮，静静地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