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梦 宋青红
摘 要 江恒源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职业教育家，他用毕生精力从事中华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在探索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对职业教育的内涵和范围做出清晰界定。他打破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立主职业教育改革，建构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及特别的职业教育四种符合国情的职业教育方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呈现出能力培养与道德教育并举、广泛职教与重点职教结合、深入调研与实践探索统一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对当代深化职业教育领域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 江恒源;职业教育思想;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33-0063-06
江恒源（1885-1961），字问渔，我国近代著名职业教育家，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中华职业学校校长等职，兼任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江恒源在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对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江恒源的职业教育思想，学界已论及江恒源在补习教育、职业教育师资、农村改进理论等方面的贡献，然而对于江恒源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还不够①。研究江恒源的职业教育思想对当前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关于职业教育的内涵及范围
关于职业教育的定义有很多解释，中华职业教育社认为是“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华的义务是为职业教育”[1]。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职业教育的对象是面向广大民众，注重人的培养和教育，具有普遍性。
江恒源认为“凡是与农工商有关系的，或是间接帮助他去做事，都可说是职业”[2]。他认为，“职业教育可以说是教人‘做成一个人的教育！只会用脑，不会用手，或是手脑都不能用，这就不能叫做人。”[3]他将职业教育概括为“灵肉双修”[4]。“灵肉双修”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全部教育宗旨。“肉”指肉体，也就是强健的体魄，做生产事业一定要有强健的体魄，生产事业要依靠人的劳动和创造来完成，这是从事生产事业的基础。职业教育仅强调拥有强健的体魄是不够的，不足以支撑生产事业发展，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民众更要有“灵”的修养。所谓“灵”的修养，就是公民道德、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等精神层面的品格。培养受教育者的公民道德，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从而在社会上尽公民的责任。职业教育就是要“灵”与“肉”两方面同时兼顾，二者缺一不可。
在福建召开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大会及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上，江恒源对职业教育的真正意义和使命给出明确的定位，他指出：“职业教育，不仅授予学生以谋生技能，解决个人生计问题，便算了事。固然，个人生计问题，能得正当解决，社会上消除许多乱源，也是很好;但职业教育，绝不能以此自满自尽，所以于训练职业知能是，对于学生的人格道德，一定加以精密的陶铸，务期养成‘社会服务的精神。”[5]
在教育部民众教育干部人员讲习班演讲上，他强调“一个人绝不是只图吃饭就算完成人生;吃饭以外，还要尽公民的责任。无论中外教育者，都认为职业教育，不仅授予被教育者以职业技能，同时还注意于公民道德”[6]。为更加全面的阐释职业教育的深刻内涵，1932年7月20日江恒源在山东省教育厅主办的教育行政人员训练班上进一步指出开展职业教育的目标为，“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7]
个人发展与社会服务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构成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命。这打破了当时社会中对职业教育就是吃饭教育的片面理解，厘清了职业教育的本质内涵，对纠正国民关于职业教育在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偏见，树立正确职业教育观念起到重要作用。
江恒源认为，职业教育的范围，横向来说涉及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范围尤其广大，包括“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商业教育、家事教育、公职教育（如文书员等公共机关人员）、专业教育（如律师、医师、教师、新闻家及其他职业，需要高等训练者）等六种”[8]。从纵的方面看，就是关于受教育程度的问题，其程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者;相当于初级中学程度者;相当于高级中学程度者。就广义而言，“中等教育以上之专科学校就列入职业教育的范围”[9]。横的方面涵盖社会各个领域，纵的方面包涵不同层次。此外，从职业教育的方式上讲，江恒源认为，“不仅是正式职业学校，此外要加上职业补习教育，并且补习学校以外，还要加上各形式的训练班（训练班也应该属于补教范围以内）更要加上一些社会教育方面关于指导启迪民众经济，生产职业服务等知能的一切工作。除此以外，还有社会性的职业指导工作。”[10]江恒源从纵横两方面和职业教育方式上对职业教育的范围进行全面阐释，为职业教育建设与发展划定了边界并指明了方向。
二、关于职业教育的问题及其发展重要性
（一）职业教育的问题
江恒源认为，当时职业教育制度和机构建设不完善。职业教育仅存在为数不多的职业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教师严重匮乏。他指出，“办理职业教育者，对于职业教育师资，往往不甚重视，以为凡是习过农工商之人，皆可充任职业教员。同时培养职业师资，亦无适当教育机关专负其责。”[11]
教育与失业并存。在内忧外患的處境下，有识之士纷纷寻找救国之路，教育救国成为众多民众振兴中华的良策。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职业教育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民众应有的重视。江恒源指出，“职业界不信仰学校，不高兴延用职业学校毕业生”[12]。在许多民众的观念中，职业教育被视为吃饭教育，受到轻视和偏见的，而且这种情况在当时成为社会的主流，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较为缓慢。
民众将职业教育狭隘的认为仅仅是职业学校教育，因此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均从学校毕业，但孤立的职业学校教育并没有考虑到社会上对该种职业的需求状况。江恒源指出，“所造就之人才，智识，技能，品性方面，皆受人指摘，不能副职业界中人之期望。”[13]忽视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盲目培养学生，使得大量毕业生在社会上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形成毕业即失业的不良局面。另一方面，就业与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因“工商凋敝，农村经济破产”，经济处在崩溃边缘，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足，因此呈现出教育与失业并存的局面。
（二）职业教育的发展重要性
江恒源认为国家整个教育政策和建设分为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类，其中职业教育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生存要素，是全部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14]。他对中国当前教育的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凡已受过小学教育不能升中学，已受过中学教育不能升大学及专科之青年，或则已入农工商及其他各界学习职业，则仍在社会间浮动游离，更有习业多年，知识技能，亟待补充的职业界分子，与夫欲入职业界而技能尚未充足，亟需加以训练之分子。综计一切，人数决不在少。”[15]如果对这部分民众进行合理的改造和教育，则可以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若任其发展，顺其自然，不仅会增加国家内耗，而且会扰乱社会各个方面的生产和建设，成为社会隐患。江恒源认为“如此一正一反，其利害关系何等重大”[16]，因此他主张大兴广义的职业教育。
他指出，在国家层面，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贫穷;在社会层面，中国最大的病症就是思想愚昧。要拯救贫穷就要建设民族工业，振兴产业。要振兴产业单有工程师、银行经理、高等技师是不足的，还应该有大量中级以下的一般职业者参与国家经济建设，而造就大量的中级以下一般职业者必须依靠广泛的职业教育。江恒源认为，“普通的一般工人，知识很低，他们对于社会上种种创设，也都是茫然。”[17]思想上愚昧，便容易受人压迫，容易受人诱惑，如果不能调整当前的现状，中国的产业不能增进，社会的治安也要发生问题，“职业教育就是救愚的良策。他要使一般农工商有好的技能，好的人格，产生好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要养成一般好的国民。这样，国家才有进步，社会也会向上了。”[18]
江恒源认为，“国难当头，举国悲愤，民族自救，此其时矣。”[19]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他勇担民族重任，力图通过职业教育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在国家面临严峻形势之际，江恒源将期望更多的放在青年人的肩上，他认为“吾侪一方面应提倡合理有效的职业教育，以养成大多数能谋生又能服务的青年，‘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20]。同时他还强调，“把职业教育的内容，力谋充实，把职业教育的范围，力谋扩大，庶几能借职业教育的途径，以达自救救国的目的。”[21]
三、关于职业教育的分类
为更好的实施职业教育，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江恒源将职业教育的方式划分正式的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特别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四类，四位一体同步推进，促使职业教育稳步向前发展。
（一）职业学校教育
江恒源认为，正式的职业学校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基础，在全部职业教育中居于首位，它包括：专设的职业学校，如农业、工业、商业等初高级职业学校;设有农、工、商科的高级中学以及设有职业科的初级中学等;设有职业专修科的大学或专科学校[22]。这三类职业学校教育都是以社会需要为前提，培养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因此他提出设立职业学校之前务必掌握职业界人才供求状况，“希望政府特设机关，专事调查，统计职业界人才之需求供應的实况，以备办理职校者作有力之参考。”[23]
在课程内容方面，江恒源指出职业课程的内容除了传授职业知能以外，对于公民训练、体格锻炼等都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应一次为原则的规定”[24]。在此原则指导下，他将职业学校的课程分为三类，一为基本学科、普通学科及有关系学科，包含公民、人文及工具等科目;二是职业学科，它是职业教育的中心，它以职业理论方法等知识为主题;三为职业实习，这是培植生产技能的唯一方法[25]。他认为“课程的意义实包括学生的全部活动，全部生活，并不仅指课堂里面的活动而言”[26]。他强调，“工学并重为一切职业课程的标准，由工而学，即工即学，学不离工，工进学进，工好学好，都以做学教合一为方针。”[27]
在职业学校选址建设方面，江恒源强调学校的设立务必遵循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认为“要在一个地方设一个职业学校或者职业科，须先看当地情形，详细调查，然后按实际需要设一个某种职业学校，或某种职业科”[28]。为探寻农村致贫的真实原因，谋改善农村的生活之策，他以江苏省为对象，深入基层，实地走访17个县，了解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认为中国农民之所以穷的原因是“没有人替他们去设法防天灾，消人祸，他们自己哩，又多半是目不识丁，异常愚昧，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结团体，谋自卫，祛灾患，至于怎样去改良种子，增加产量，更说不到，当然只落得了一个‘穷的结果”[29]。根据调查出来的真实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这是江恒源开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方法，在职业学校选址建设方面也依然要遵循这一规律。
（二）职业补习教育
江恒源认为“在抗战建国过程中，要普遍增加生产，改进一切职业，仅有职业学校，决不能负此责任，惟有运用多元的职业补习教育，方可以路路皆通，效宏利薄。因为补习教育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却能伸张到社会各层，使人人满其欲望”[30]。江恒源甚至认为，职业补习教育“或者竞可以和正式职业学校教育已成‘分庭抗礼的现象”[31]。
江恒源指出，职业补习教育的内容要尤为充实，“因为他的任务，不仅仅是职业技能及常识的补授，同时对于公民道德的陶冶，本国文化的发扬，个人人格的修养，爱国心的激发，以及体格的锻炼，均宜十分注意”[32]。江恒源认为，补习教育根据其不同目的可分为职业补习教育和普通补习教育。他将职业训练、人格修养、体格锻炼（包括军事训练）作为补习教育的三大目标和三大支柱。江恒源进一步强调“一定要平均发达，无所偏倚，要交互为用，调剂得宜”[33]。通过职业补习教育，受教育青年获得完全的训练，实现谋生与做人的同步发展。在办理职业补习教育时应注意：以生计教育为中心，同时注意文字教育、公民训练及品格陶冶等;一切设施如程度、年限、设科、授课时间等，应富有弹性，应根据地方情形及学员需要而定;教材务必审慎选择，注重实际，并重探取精华[34]。他指出职业补习教育的对象应兼顾各方面，不能仅仅局限于有志上进的青年，对于农村十七八岁未能进入学校教育的青年、高小毕业、初中毕业无事可做的青年应特加注意职业训练，“亟须补习一些职业知能，更宜藉此种补习教育机关，来代替职业学校。”[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