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传文 张珍
摘 要 王达三是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探索者，也是“艺徒制”思想的倡导者。王达三的“艺徒制”思想源于全新教育理念的影响、民族工业发展困境以及从军的特殊经历。他提出“艺徒制”应该是“行手脑合作、注重创造能力培养的完全教育”，目的在于“养成根基坚实而有效的智识能力”与“培养国民爱国情结，增进青年服务德行与智能”。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仅促进了当时“艺徒制”职业教育的发展，还为我国现代“艺徒制”职业教育发展积累了有益经验，启示我国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应该以“德技并修”作为核心价值取向，以提升学生整体素质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来拓宽人才培养口径。
关键词 王达三;艺徒制;职业教育;工匠精神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21-0061-05
“艺徒制”是当代工匠精神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转型与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径选择。但是，“艺徒制”的真实内涵与实践规程在当前并没有得到厘清，往往是照搬国外的经验与做法，这种脱离我国文化根基的“拿来主义”通常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我国“艺徒制”的推广与预期效果的达成。尽管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不是很长，但是在民国初期就有很多学者在不断探索和实践“艺徒制”，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艺徒制”思想，对我们当今的探索不无裨益。民国初期职业教育界重要的探索者王达三就在实践中形成了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艺徒制”思想，并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因地制宜地推行“艺徒制”职业教育，为我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职业人才。
一、王达三“艺徒制”思想的来源
（一）基础来源：学生时期接受的全新教育理念
民国初年，各地军阀忙于混战，但山西却重视教育的发展，大力开设新式学堂推行新式教育，并凭借其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取得的成效被评为“教育模范省”，在国内外教育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好评。黄炎培曾在深入山西调查时指出：“山西的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差不多已算普及……而特注重这两种教育。”[1]杜威在中国讲学期间也曾对山西教育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并巡回做了有关现代教育趋势的系列演讲。之后，山西政府开始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掀起了兴办职业教育的风潮。1923年，山西省教育厅通令各小学一律添办职业科，并计划在各师范学校和中学附设创办职教补习班。王达三于民国五年出生于山西吉县，成长在这种“新时代教育”环境中，那时的新式教育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强壮筋骨，这正与王达三在艺徒制思想中的“完全教育”理念高度一致。
初中毕业后，王达三进入吉县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深受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对职业教育开始关注。1930年代，晏阳初以华北为中心向全国各地大力宣传和实践自己的“平民教育思想”与“乡村建设理论”，而山西是晏阳初教育实践的重要区域。晏阳初经常前往山西讲学和指导职业教育，并多次去吉县师范学校演讲，呼吁“人人教育、生计教育”。王达三深受晏阳初平民职业教育思想的影響，深有感悟。他认为，教育应突破传统封建上层阶级的子女才能接受教育的局限，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教育内容上，除了基本的识字教育，还要让普通民众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与技能，丰富民众的大脑，以此解决自身的生存难题。他认为，“普通中学及师范学校，应添设职业课程，以给予一般青年必要的职业知能与兴趣……普通职业知能，指导乡民，这是最合理的。……普通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分开，不啻将整个社会分为贵族与平民或有产与无产两种对立的阶级，中等教育的制度，仍不免有阶级之成分。”[2]
（二）社会来源：内忧外患背景下的民族工业发展困境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场景在还年幼的王达三心里深深的烙下了印记。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落后的武器装备成为抗日战场节节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王达三认为，中国武器严重依赖美、德两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职业教育未能培养出专门的高技艺型人才。国家虽然提倡“实业救国”，但在薄弱的重工业方面过于依赖外国，外国对我国设立技术壁垒，职业教育没有强大的师资，无力培养出高技艺的人才。这些因素使得民族工业遭遇了发展困境，也是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之一。
由于我国传统经济结构被迫开始向工业经济转型，民族工业在我国开始出现和发展，以“生计需要”为核心的职业教育思想随之出现，但许多职业学校违背了“职业教育理论与实际上的正确观念”，出现了“兽医学校”学生以“打铁”为主，“保师学校”学生以“生产农作物”为先的现象。另外，当时的职业教育误解甚至歪曲了“工厂化”和“艺徒化”的含义，把学生当作“生产工具”，强迫学生到工厂从事纯粹的体力活，并不是培养他们成为“有某种专精技能”的人才。以上种种现象令王达三对中国职业教育现状进行了反复深思，他最终认为，“学校之所以採行生产劳动，不在使儿童获得一定的专门技能，也不在获得生产劳动之物质结果——生产品……以认识人类社会关系及其历史的发展为目的。”[3]
（三）实践来源：从军的特殊经历
据《大同县志》记载，王达三曾在政府部门任职，也曾担任过民大二分校教员。工作的便利，使得王达三能精准掌握政府以及有关教育方面的信息，并结合工作实践进行反思。尤其在担任民大二分校教员（类似于学生辅导员）期间，政府要求每个学校的教员都应积极宣传职业教育，向学生传达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当时的山西极力主张实行职业教育，王达三响应政府号召，在工作之余积极宣传职业教育，他曾表示，“职业训练，人人都有领受之权利，个个应有推广之义务。”[4]
此外，王达三于1936年在晋绥军中任文职军官。这个时期正好是山西军工业发展的最鼎盛时期，如太原兵工厂就拥有职工15000人，机器设备3800台，与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并称全国三大兵工厂。但是，王达三在工厂工作中发现，工厂的“艺徒制”是以师傅口头传授经验的方式来培养技能的，教学内容不稳定，教学方法也不科学;由于徒弟拜师三年后，方能学习技能，学习时间长，也没有“满师”的标准，导致师徒之间形成一定的利益关系，学徒在完成既定生产任务外，还要承担师傅家的一些杂役。这种方式导致了教学效率低下，不仅难以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所以，他更加认定“职业的生产劳动教育，它是完全的教育，……以是职业学校不应工厂化，职业学生不应艺徒化，……苟假学校之名，而行学徒之制，其骗误青年，正恐罪不赦焉。”[5]王达三在批判这种传统艺徒制的同时，又主张吸取其有积极意义的成分，并结合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改造传统“艺徒制”，这为王达三现代“艺徒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王达三“艺徒制”思想的内涵
1935-1937年，王达三先后在中华职教社主办的《教育与职业》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职业教育工厂化与艺徒化”的文章，这是他“艺徒制”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文章中，他提出职业教育要结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培养“行手脑合作，注重创造力”“养成根基坚实而又有效的智识能力”以及“培养国民爱国情结，增进青年服务德行与智能”的实科人才。
（一）行手脑合作、注重创造能力培养的完全教育
王达三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完全教育”，“完全教育”包括技能训练、精神训练和身体训练，技能训练是一种“富”的教育，它通过机械技能的发展和生产技能的发挥两种途径来实现;精神训练是一种“教”和“政”的教育，它承担着传承知识的教授、经验知识的养成以及公民必备知能的任务;而身体训练是一种“卫”的教育，学会卫国养身的识能，“完全教育”可以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有利于“民族复兴”。
在当时，职业教育过分偏重于技术训练而缺乏精神和身体训练，其结果对“整个人生与社会需求的应付，将必发生困难与缺陷”[6]。王达三就此提出两个问题：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训练狭隘的技术工匠？还是造就有创造生产能力的人？他从对社会和职业教育现状的反思中得出答案。他反对“职业学校就是工厂，使学生对生产事业，亲身工作，以求技术的精准练习，去准备适应社会的生活能力”[7]的观点。他认为，此类学校完全以“赢利”为主，而不注重完全的教育。在他看来，职业教育不应该是“教人死读书，读死书，而至读书死”，更不是“教人死作工，作死工，而至于作工死”，如此单调的学习，不仅浪费学生的时间，更损害他们的健康和精神。因此，“职业教育不必严格的过于注重一种预定的职业训练，应积极的关注于创造能力的培养，发现新的境地”[8]，应该是“完全教育”，培养人“具有几分手的头，具有几分头的手。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打成一片，生产技能与科学智识相互结合”[9];在方法上要通过“手脑合作”使学生在做中学、在做中思、在做中批判，最终推陈出新，创造新的操作技能和技术方法，以期提高生产劳动效率。
（二）养成根基坚实而有效的智识能力
王达三认为，传统艺徒制重技能训练，培养的学生是“狭隘训练的工人”，而技能训练只能是职业教育的一部分，知识增长才是重要的。他从纯粹教育的角度指出，职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注重职业科目是应该的，但不能忽视普通学科，即“职业知识与普通知识有关，人生除职业生活外，亦还有多方面，如果忽略了普通科目的学习，对于职业学科的运用，发生了缺欠……所以职业教育，不但不应摒弃普通科目，甚而应以普通科目为基本。”[10]而后，王达三又从中国社会的需要角度提出，职业教育“固然着重目前一民族之实现生活，尤著重于民族未来经济适应能力。”[11]可以看出，王达三主张职业教育不能“短视”而只一味趋向于技能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能满足多年甚至几十年后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1930年代，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职业教育功不可没。王达三发现，苏联职业学校注重物理、数学、化学等课程的开设，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现代工业科学的基础知识，熟悉各个产业中的基本原理。苏联学生花费十年时间学习扎实的基础知识，不仅利于学生以后工作中问题的解决及创造力的提升，更利于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王达三认为，虽然中国绝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应该学习苏联，其中紧要任务就是“养成根基坚实而有效的智识能力”[12]。如果培养的学生“智识”不丰富，人的成长空间和潜能就会被限制，也不利于生产技能的创造与进展，就不会培养出创造者、生产组织者、发明家和文化工人。因此，王达三否定了着眼于眼前利益的艺徒制职业教育，主张通过加大知识学习的方式来改造艺徒制。
（三）培养国民爱国情结，增进青年服务德行与智能
1935年召开的第十五届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大会指出，中国职业教育的中心问题是要“施行职业教育，不能不顾及公民陶冶及民族复兴的准备”，并要“培养国民爱国情绪，增进青年服务德行与智能，……希望此种公民训练的积极精神，普遍渗透于一切职教机关，认定被教青年，非具有此种精神，不能完成职教使命。”[13]王达三也主张：“职业教育不仅是教人谋生，还要教人能做人……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以助其为恶，无益也。”[14]在王达三看来，即便经过职业教育的训练，掌握一定的技能，若无职业道德，职业教育就是失败的，而传统的“工厂化”与“艺徒化”是隶属于工艺训练范畴，它重点在于传承机械的技能，而抹杀学生整个人生的需要与社会的需求;强行把物质生产与劳作时间，加至整个课程教学的大半时间，使职业学校成为收学费的生产工厂，学生成了工人，忽视学生更加注重人格的教育准则。王达三认为，“我们的学校，应该养成不但身体健全和富有智识，并且要有经济智识，精神上有涵养，道德上完满的快乐公民。”[15]他建议可以仿效日本的职业教育模式：“对于男女青年，锻炼其身心，涵养其德行，且授与职业及实际生活需要的知识技能”[16]，以提高国民者的整体素质;在课程设置上，职业科目应占整个课程的1/3，与完全教育中的技能训练份量相等;在课程施行上，青年学校每年教授内容与训练科目视地方经济情况而定，但修身及公民科的科目必不可缺。可见，王达三的“艺徒制”思想的核心是培养青年人的人格，而不是技能训练，主张不仅要关注就业，还要注重教育的道德效能。
三、王达三“艺徒制”思想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尽管王达三的“艺徒制”职业教育思想产生于民国乱世，其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但是，他提倡的基本理念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一）“德技并修”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
王达三认为，当时的职业教育“因其性质多偏于实利实用，多偏于手的技能，而不注重完全的教育”[17]，如“各校工场农场应以发展生产能力，足能自给”[18]为原则，因此过于偏狭而不利于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进而提出了“完全教育”基础上的“艺徒制”。
我国经济发展开始由“量”向“质”发展，“质”的核心就是创新要素聚集、知识附加值高，这就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要求。2017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职业教育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和德技并修的培养机制，着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职业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这正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相呼应。技术型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力量，其重要性不断提高，而德技兼备的技术技能人才則成为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核心要素”，也是我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职业院校首先要转变“重技能、轻德育”的教育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人才培养理念;在课程设置上，职业院校要增加德育类课程的比重，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课堂教学内容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培养学生的国际眼光和开阔胸怀[19]。同时，需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打造一支技术过硬、水平一流和品德高尚的教师队伍，以教师的专业知识素养、精益求精的做事风格以及追求完美的品格感染学生，立艺树人。
（二）职业教育应以提升学生整体素质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
在黄炎培、王达三等人的倡导下，1935-1937年全国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对职业教育目标的认识开始超脱狭义的生产劳动训练，而着眼于国家民族本位。例如，当时陕西采办职业学校，“以期造就开发富源人材，改善国民经济生活”为目标;而浙江对于职业教育的实施，更明白宣示应“注意于国家民族整个的生产意义”[20]。职业教育要达到振兴民族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需要依据本国家发展特点，创建一种新制度，而不能一味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做法。对此，王达三提出“教授自然界与人类天性之能力及规律之知识，使学生须熟悉人类所聚积的知识的总体……将学生之理论的工作与生产的劳动相结合，而努力地研究当时代产业之基本智识，以达到此等智识之正确及继续的混合。”[21]简而言之，职业院校的学生只有掌握广泛的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新一轮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引发了制造业的变革。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将会改变以往岗位的需求和职业结构，而职业教育必须主动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求，面向现代化，服务“中国制造2025”。因此，职业院校的课程体系要打破传统的纯学科或单学科的壁垒，向实际需求、跨学科导向转变，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专业课程[22]。以跨学科为基础的多样化专业课程，是一种集知识、能力和素养为一体的课程，它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学生形成跨专业、综合性较强的知识结构。然而，这种知识结构的形成，不仅需要依靠学校的跨学科教育，还要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以应对未来工作中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
（三）职业教育应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来拓宽人才培养口径
王达三认为：“当时职业院校的实验，不但是增进智识的一种启示，同时还是技能学习的一种手段，而劳作训练，既是协助技能成功的一种动力，也是调节精神快活的一种原源。但这种实验与劳作，须纯为教育价值的增加而施行。”[23]王达三肯定了教育价值基础上的劳作训练，使劳作训练在技能和理论学习上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效果。对此，现代职业教育可以在“完全教育”基础上建构一种“学校-工厂”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工厂”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企业和学校作为“命运共同体”来共同培养人才。王达三不赞同职业教育工厂化，认为职业教育会成为纯粹的生产工具，但非否定工厂具有实习场所的功能。因此，面对新时期的职业教育发展，更应该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首先，学校和企业要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实行动态管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企业应积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一批传统产业，以提高其竞争力，而职业院校要根据市场变化和企业战略调整，改变人才培养的目标，不仅要“又专又精”还要“一专多能”，提升人才的综合竞争力。其次，学校与企业建立“契约式”人才培养模式。在校企双方共同沟通的基础上，职业院校根据企业发展战略以及发展需要，制订人才培养协议，由双方共同确定学生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考核评价等教育教学活动。这样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能快速适应工作，还能在企业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最终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共赢。
参 考 文 献
[1]李金碧.社会治理抑或兴教强省：阎锡山与山西职业教育[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9-44.
[2]王达三.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之前瞻[J].教育与职业，1937（3）：2-9.
[3][7][8][10][12]王达三.再论职业学校可以趋重工厂化与艺徒化吗？[J].教育与职业，1936（5）：1-15 .
[4][18]王达三.中国职业教育建设概况之检讨[J].教育与职业，1937（1）：2-11.
[5][9][17][18][23]王达三.职业学校可以趋重工厂化与艺徒化吗？[J].教育与职业，1935（9）：7-13.
[6][11][13][15][16][21]王达三.职业学校工厂化与艺徒化的问题之试答[J].教育与职业，1936（6）：2-22.
[1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8.
[19]杨兴林.关于高校立德树人问题的思考[J].重庆高教研究，2018（1）：118-127.
[20]王达三.中国职业教育建设概况之检讨[J].教育与职业，1937（1）：2-11.
[22]洪林，郭雷振.我国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探析[J].重庆高教研究，2016（1）：72-75.
On Wang Dasans “Artist System” Thought and Contemporary Value
Zhang Chuanwen， Zhang Zhen
Abstract Wang Dasan was an explorer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 advocate of the “artist system”. Wang Dasan's “Artist System” thought stems from the influence of new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dilemma of na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pecial experience of the military. He proposed that the “Artist System” should be “behavior-hand-brain cooperation， complete education focusing on innovative ability cultivation”， with the aim of “cultivating a solid and effective intellectual ability” and “cultivating national patriotic complexes and promoting youth service virtues and intelligent”.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practices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ist system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that time， but also accumulated useful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tist system”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revealed that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learning moral and skills simultaneously” as a core value orientation， regard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serving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the goal， and broade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pathway by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Wang Dasan; Art System; vocational education; craftsmanship
Author Zhang Chuanwen， lecturer of C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Cangzhou 061001）; Zhang Zhen， postgraduate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作者簡介
章传文（1968- ），男，沧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沧州，061001）;张珍（1992- ），女，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
2018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研究”（KYCX18_0936），主持人：张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