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问题的长久之策，在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具有不同内涵。从供给侧角度分析，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着结构性困境和体制性困境两大难题。针对两大难题，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要加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营造更好的人才培养环境;二要探索职业教育院校自身的改革，从现实需求出发，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着手，以培养德才兼备人才为目标，切实提高人才的“质”，不断增加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的高质高效供给。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职业教育;放管服;道德素质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21-0044-05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及意义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经济角度理解的需求，通常是指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但从需求角度解决问题，一般被认为是短期性政策，只能作为权宜之计，非长久之策。若要解决根本问题，还需从供给侧这一端来考虑。例如，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只能在供给侧领域，就是通过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推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1978年到1996年，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農民的劳动积极性，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从城市开始，进行了价格、财政、金融、劳动人事、企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其间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推动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1996年，我国第一次出现比较全面的生产过剩，自此，我国经济彻底告别了“短缺时代”，过剩成为我国经济中的普遍现象。从1978年到1996年，历时18年，我国从“短缺”转向了“过剩”，而完成这一转向，正是供给侧领域不断改革、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结果。
而2012年以来的过剩，与1996年之后的过剩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是需求升级速度加快。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收入的增长，伴随的是需求的升级换代：个性化需求、多样化需求、挑剔性需求迅速增长，娱乐、旅游、通信、健康、治安环境、公共卫生、绿色生态等需求增长更快，对各种产品的功能和质量要求更高。二是有效供给明显不足。表现为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许多高端需求大量流失到国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重大战略、重大举措，推动和引领我国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经济增速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的叠加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不利条件，党中央果断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论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特别是强调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1]。这些重大论断、理念、决策、战略和举措，引领和推动我国发展全局发生了一场深刻变革，促进我国社会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方位是一致的，都发端于十八大。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论断，对我国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第二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对现阶段各个领域包括职业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面临的难题
（一）体制性困境
一是高考制度对职业院校发展不利。目前高考招生以一本、二本、三本、高职等先后顺序排列招生，高等职业院校招生排在最后，生源质量难以保证。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职业院校学生的歧视，使得职业院校学生在就业、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等领域受到不公平待遇。二是落实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有体制机制障碍。我国对职业资格实行的是准入制度，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注册类，如注册会计师、注册建筑师等;二是执业类，如教师、医生、法官等;三是许可类，如钳工、电工等。注册类和职业类的准入制度与公共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需要纳入到执业资质管理中去，由相关管理部门严格管理。其他许可类大多属于单纯的职业能力认证，应当交给职业教育和行业协会管理。但相当一段时期，我国许可类的执业资质和资格主要由各个政府部门颁发，由此形成资格证书、培训、考试的利益链条，考试经济兴起，培训乱象频发，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抑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
（二）结构性困境
结构性困境是指，由于市场的人才需求结构变化，而使现有的人才供给结构不能满足人才需求结构造成的供不应求问题;或者说是职业教育提供的人才结构不能适应就业岗位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匹配问题。这里既有量的不匹配，更有质的不匹配。量的不匹配，表现为一些岗位需求量大而人才供给不足，或者岗位需求量小而人才供给过剩;质的不匹配，表现为现实人才满足不了岗位所要求的知识技能和道德品质需要。“十五”以来，无论是从中国整体还是从局部领域来看，我国在各类教育中的短板都是比较突出的。
一是从比较研究结果看。2013年12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非物质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公布“G20国家非物质经济指数排名”[2]。G20国家非物质经济指数是基于“资源利用率、教育与科技创新水平、国民幸福感”三大维度，创建“单位GDP能耗、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六大指标，建立理论框架，设计计算方法，并收集各国权威数据，精确计算所得，直观呈现G20国家指数和排名。结果显示，在G20国家中，我国总分仅比印度略高，分数为26.10分，比印度（23.15分）仅多2.95分;比最高分的英国（78.05分）少51.95分。其中“资源利用率”这一维度得分最低，仅有0.14分，比印度低了0.78分;“教育与科技创新”在三大维度中得分最高，为0.79分，这一得分排在韩国、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之后，在阿根廷、南非、巴西、墨西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印度、印度尼西亚之前。总体看来，我国非物质经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需要引起各部门的高度重视。以教育领域为例，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到20世纪末，要使我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但这一目标直到19年后的2012年才得以实现;另外，尽管我国教育发展迅速，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公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总体偏低，仅有7.5年左右，远低于许多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法国、德国、美国、以色列、瑞典、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0年以上。
二是从现实经济发展需求看。早在“十五”规划时期，我国的技工荒就变得比较严峻了。按照“十五”规划，我国高级技工的比例应达到15%，按照这一标准，当时高级技工缺口高达数百万，一些大城市的技工缺口高达30%。
另外，对农民工的需求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技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6亿人，其中，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9.2%[3]。针对农民工技能严重短缺的实际情况，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成2100万人次以上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任务。2014年、2015年这两年，全国培训农民工均超过2000万人次。还提出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每年培训农民工2000万人次左右，基本消除新成长劳动力无技能上岗现象。即使按照每年2000万人次的培训速度，完成目前2.8亿农民工的培训，也得花费十余年的时间。
产业转型升级也对就业需求带来直接影响。一些传统行业，例如建筑业、制造业等领域的就业需求有所减少。一些新领域，比如快递、网店、家政等的就业需求在不断增加。今后一个时期，工业增速下降压力会有所加剧，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会较快增长，相关行业的就业需求随之此消彼长。
总体来看，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而职业教育所提供的人才在“量和质”尤其是“质”的方面已经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些论述应成为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的基本遵循。职业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两方面着手，既要加大“放管服”的改革力度，营造良好人才培养环境;也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人才的现实需求出发，以德才兼備为目标，不断完善人才所需的技能和能力，切实加强职业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扎实推动职业院校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德才”培养，逐步实现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供给由“量”到“质”的转型。
（一）发挥市场机制决定作用，推进“放管服”改革
2014年以来，国务院在已分六批取消319项职业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临时导游、餐厅服务员等114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至此，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已取消70%以上。对剩余的职业资格要求尽快制定目录清单并向社会公布，清单外一律不得设定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4]。
政府要转换职能，要管好自己该管的事。取消职业资格认证，是让市场机制发挥其决定作用的具体体现，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应该交由市场解决。政府要集中精力加强“放管服”，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2016年5月9日召开的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不断提高政府效能。“放管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相关部门要增强改革意识，加大改革力度。
在市场准入放开的领域，政府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事中、事后的监管上。政府要促进买卖双方尤其是卖方信息的公开透明，要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等合法权益，政府要制定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规则和产品质量标准，依据标准和法律法规严格监管和执法。
（二）服务社会需求，培养德才兼备的技能型人才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些论述阐明了我国经济阶段的重大变化，指明了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战略方向。职业教育要从重视“量”的增长转向重视“质”的提高。要把人才的“质”放在第一位。人才的“质”包含“德、智、体、美、劳”等多个方面。德是道德素质，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智是智力，即吸收和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体是身体的健康程度，包括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美是审美能力;劳是劳动技能和能力。就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来说，“德”与“美”的教育同样不可或缺。
“才”是服务社会的本领，职业院校要密切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深刻把握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重新审视自身教育存在的不足，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扎实提高技能教育的方式方法，有效增加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的社会供给。
“德”为人才发展提供根本的精神动力，要纠正一些职业院校过于“重技能”而忽视道德建设的办学理念，要“德才并举”，把加强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举措落到实处。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当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段话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总体要求，应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努力方向和行动指南。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有知识体系，又蕴含着价值观念，具有独特的课程属性与功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党的理论、政策的学习者、研究者和宣讲者，也是帮助大学生树立崇高理想信念的领航者。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要不断探索教学、科研的新路径、新方法。要坚持不懈地探索适合的教学模式，“以学生真正受教育为指针”，用心设计课程内容，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情境，不断增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
参 考 文 献
[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1-112.
[2]央广网：清华大学公布“G20国家非物质经济指数排名”[EB/OL].（2013-12-02）[2018-01-04].http：//china.cnr.cn/gdgg/201312/t20131202_514296482.shtml.
[3]环球网财经频道：从“农民工大国”迈向“技工大国”[EB/OL].（2014-03-11）[2018-01-04].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4-03/4894904.html.
[4]百度百科：职业资格[EB/OL].[2017-12-03].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8C%E4%B8%9A%E8%B5%84%E6%A0%BC/257838？fr= aladdin.
Making Steady Headwa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ang Lili
Abstrac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a long-term polic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economy and society of China， and ha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different fie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sid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faced with two major problems of structural and institutional predicament. Aiming at solving the two predicament，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two ways： First， we must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hat con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ond， we must explor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wn reform.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start from the actual demand， cultivate talents with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as the goal， effectively improve the“quality”of talents， and constantly increase the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supply of skilled and applied talents.
Key word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eamline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e powers while 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optimizing services; moral quality
Author Wang Lili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Beijing 101101）
作者簡介
王莉莉（1967- ），女，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北京，1011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16JDSZK046），主持人：梁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