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是职业教育国际化行动的依据和指南,借助质性分析工具NVivo,以42份国家层面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建构政策文本分析的理念、目标、内容、路径和保障五个维度,阐释改革开放40年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逻辑变迁四个阶段,即认知阶段(1978-1992年)、成型阶段(1993-2003年)、细化阶段(2004-2012年)和升华阶段(2013-2018年),提出未来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应通过实施国际品牌机制、参与国际治理机制、服务国家战略机制和促进人文交流机制,促进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21-0015-7
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是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开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支持力度,职业教育国际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据《2017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有100所高职院校开发了283个国(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有172所高职院校接受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留学生总数超过7000人。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国家在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方面的支持和引导。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作为一项指导职业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依据和指导,需要体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对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急切要求。政策文本研究作为剖析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逻辑的重要方法,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的分析,不仅可以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向,也为展望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理论基调
(一)政策视域下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理论阐释
“政策作为一种政治系统的产出,不仅表现为部门规章,同时也常以条例、法律、法令、法庭裁决、行政决议以及其他形式出现。”[1]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政府,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规定某一事项的行动理念、规则和路径,具有较强的“统一性、实效性、目标性、规定性”[2],比如,2017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发[2017]4号),其中就对中国“十三五”期间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发展内容等作出了政策指向。这一政策制定表明,政策的存在使得一定时期教育的发展有了依据和方向,而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类型,国际化是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任何一项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制定,必须符合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现状和规律。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职业教育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教育事业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本来已經缩小的差距又拉大起来”,指明了职业教育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了“探索和规范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方针,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有实力到国外办学。简言之,政策的制定需要符合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规律及现状,而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施需要政策的依据和导向,“政策”与“职业教育国际化”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政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是根据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依据,结合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及规律,所开展的一系列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
(二)国际化视域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理论阐释
国际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科技领域,还涉及职业教育领域,国际化带给职业教育多元化的理念、思想、模式、方法及多样化的职业教育资源,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外国来华留学生逐年增多,为加强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经费管理,原国家教委及财政部在1995年颁发了《外国来华留学生经费管理办法》,明确了对外国来华留学生经费使用的原则、内容及各项内容使用的具体规定。对于职业教育政策来说,其作为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是“国家为了实现教育目的、完成教育任务而协调教育的内外关系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种战略性的、准则性的规定”[3]。从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界定可以看出,包含了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两种类型。其中,外部政策不仅包括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与企业等之间的规定,还包括职业教育同国外交流与合作方面的政策。由此,国际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政策是指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或相关政府部门为了加强与各国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合作办学、招收留学生、派遣留学生、国外师资培训等活动,所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规定性、指导性、意见性和计划性政策。
(三)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理论基调
对“政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及“国际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论阐释,不仅明确了政策、国际化、职业教育国际化、职业教育政策的相关概念,还厘清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基于此,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是指国家基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规律,为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在合作办学、留学生、师资培训、课程开发、境外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做出的一系列规定性、指导性、意见性和计划性政策。由于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是由国家制定的,这就使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具有了较强的时代性、持续性和前瞻性,体现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现状、规律和方向。其中,时代性是指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制定应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持续性是指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应能在较长的时期或一段时期发挥效力,指导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前瞻性是指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应能体现未来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二、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文本分析
(一)政策文本的选择
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包括国家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所颁布的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方针、法律、决定、纲要、条例、计划、意见等文本形式。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主要通过对中国教育部网站及其司局机构的网站查阅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方面内容信息,其中对于一些文件没有专门性的区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文件,本研究亦将其作为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政策,政策内容主要是这些政策文本中涉及教育对外开放、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留学生工作等方面的文本信息。自1978年至2018年5月,按照年限共检索到涉及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42份,其中查询到最早的文件是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最近一份文件是2018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各年度政策文本选取情况如图1所示。通过对42个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的分析,可以将这些政策文本分为法规类、决定类、纲要类、意见类、规划类、计划类、办法类和标准类,如表1所示。
(二)政策文本的分析
1.词频分析
政策文本是政策内容的载体,对政策执行者作出行为规范并提供行为指南,由于政策制定背景及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政策文本需要“一个很长的解释和再表述的过程”[4]。为了对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将42个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导入NVivo中进行词频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根据图2所示,国际、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职业、学生等成为出现频次较高的词语,这表明在选取的这些政策文本能够凸显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和内容,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2.维度分析
根据对42个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内容中词语云的出现的频次及概率,经多次筛选出频次较高的40个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关键词,并将相应的关键词分类,归纳到相应的12个主题词之中,然后再根据各个主题词的结构及内容,将其最终归纳为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五个维度,分别为政策理念、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路径和政策保障,如表2所示。其中,政策理念是指对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基本信念和看法,就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而言,主题词是“对外开放”;政策目标是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所要达成的目标,包括提升质量和提高水平两个层面;政策内容是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合作办学、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政策路径是指实现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方式,包含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经验学习、国内外进修培训和开展项目合作研究三个方面;政策保障是确保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的保障措施,包括资源保障、经费保障和管理保障。
3.聚类分析
根据NVivo中Pearson 相关系数对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中确定的40个关键词的相似性进行聚类分析,如图3所示。通过分析得出,绝大部分关键词之间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又有密切的相似性,比如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主题词“合作办学”的子节点,两者的聚类的相似程度决定了其属性和类别,而主题词“合作办学”中另外的两个子节点“境内办学”和“境外办学”,由于其办学主体的不同及性质不同,在聚类时与“国际影响力”等关键词相似性更强,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在内涵上具有较大的关联性。
4.关系分析
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中各项内容存在密切联系,通过对1978-2018年42个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本中5个维度、12个主题词、40个关键词做关联分析发现,各个维度与主题词、关键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且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如图4所示。
三、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变迁逻辑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认知阶段(1978-199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强调“把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5]的基础上,指出“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6],其中职业教育是实现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的有利保障。这一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展被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进行彻底的教育体制改革并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文件同时指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中国教育事业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起来”。这一时期,充分地認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认知世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水平,成为职业教育国际政策的核心内容。经过10余年的探索和发展,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指出在职业教育观念、资金、管理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和困难,强调采取有力政策支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特别是“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由此,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对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结构、规模等进行大力调整的同时,也对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认知逐渐加深,并提出了在职业教育领域加强与世界各国交流与合作的理念。
(二)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成型阶段(1993-2003年)
随着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各种配套政策制定逐渐成型。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职业技术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职业教育对于促进工业化、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在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成功经验的同时,改善来华留学生的招生和管理办学。基于此,1993年教育部公布《外国来华留学生经费管理办法》,对来华留学生的经费实行原则、用途、执行等作出了具体规定。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提出鼓励“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国境内办学和合作办学”,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鼓励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对职业教育提供资助和捐赠。”为了提高职业教育教师的师资水平,在新世纪的前4年里国家相继公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培训工作的若干意见》等4个政策文件,对建立职业教育教师国外培训基地、骨干教师及专业带头人的国外进修培训、开拓职业教育学生国外就业市场及职业教育校长学习国外先进理念作出了相关规定和说明。这一阶段,最具标志性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文件是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文件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并对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机构的设立、组织管理、教育教学、资产与财务、变更与终止、法律责任等具体条例进行了说明。
(三)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细化阶段(2004-2012年)
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各项政策,强化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对职业教育国际化各项活动的引导支持和服务保障,是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应然要求。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并就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引进国际先进职业教育资源,推动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鼓励职业院校毕业生到国外就业等作出了相关规定。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不仅关注扩大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范畴,还重点关注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支持力度,诸如《2004-2010年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鼓励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提升西部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支持高等职业教育“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关于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支持和鼓励民办中职学校“积极引进国(境)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2010-2020年职业教育国际化交流与合作的原则、目标、方法、内容等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计划。总之,在这一阶段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不断细化,对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各项内容及具体的实施计划、开展形式、制度保障等作出了进一步细致的规划、计划,并形成了具体化的指导意见。
(四)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升华阶段(2013-2018年)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使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得到全面升华,主要体现在政策理念、政策目标、政策价值和政策保障四个方面:首先,在政策理念上,注重职业教育内涵发展,如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强调注重“优化教育对外开放布局”及“提升教育开放层次和水平”,这种理念上的转变是基于中国职业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其次,在政策目标上,注重职业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如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扩大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同时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路径,比如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制定、开发国际性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等。这表明,职业教育国际化不仅是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引进或者是留学生、师资的培养培训,而是要提高到成为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制定者和主导者。再次,在政策价值上,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在强调职业教育自身国际化的同时,也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等作为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2015年,《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中提出“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其中特别提出鼓励和支持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组成职业教育集团“走出去”,通过在国外独立办学或合作办学,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最后,在政策保障上,注重政策治理的实效性,如在《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中对国际学生的招生管理、教学管理、校内管理、社会管理和监督管理作出了相关规定,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学生管理的效率。
四、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行动展望
(一)完善职业教育实施国际品牌机制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的职业教育不管是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建设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示范性职业院校。新形势下,随着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成为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有效路径。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机制,不仅要积极发挥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作用,由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现状,结合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特色,制定出台职业教育国际品牌建设计划,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职业院校,完善职业教育实施国际品牌建设的各项政策支持和保障;而且还要积极发挥职业院校主体作用,鼓励和支持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国际品牌计划,支持职业院校引进国际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吸引国外的职业院校、企业到国内合作办学,招收国际留学生,同时鼓励职业院校“走出去”,到国外独立办学或联合办学,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二)完善职业教育参与国际治理机制
首先,建立与国际性组织的常态化交流与合作机制。建立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联盟等政府组织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共同舉办各类职业教育展览、开展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职业教育重大研究项目等,深化国际组织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认可。其次,建立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职业教育政策对话机制。积极学习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先进经验,加强在重大国际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或彼此共同关心的职业教育重大问题中的沟通与协调,双方形成相向的职业教育政策对话机制。同时,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相关政策制定中,也要加强与国外合作办学方的沟通与协调,彼此达成共识。再次,建立参与国际标准及规则制定机制。一方面,制定系统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人才培养机制,有计划地培养能够胜任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任职的优秀人才,通过培养和推荐人才到国际组织和机构任职,全方位参与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和规则制定;另一方面,加强对重大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及规则的研究,借助国际化平台,诸如国际会议、国际期刊等,推广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最后,建立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援助机制。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援助计划,通过建立国际技术技能培训中心、研发中心、培训基地以及派遣技术专家等形式,面向世界各国推广中国的职业资格认定标准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模式,优化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治理形象。
(三)完善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机制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一带一路”作为当今世界一项最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国际区域合作倡议,助推中国发展主动融入世界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完善职业教育“走出去”机制,职业教育自身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通过在国外独立办学或合作办学等方式,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与相关国家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二是完善职业教育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下大批中国企业“走出去”,亟需大量通晓国际语言、国际标准、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加强与企业的协同配合,通过共建培养培训机构、研发机构,解决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人才和技术难题;三是完善职业教育多方协同机制,鼓励国内外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其他社会组织等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享、共建原则,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全方位、全过程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四)完善职业教育促进人文交流机制
职业教育国际化不仅是培养国际化的人,而且还促进人的国际化,从本质上来讲,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过程就是人的国际化过程,与“人”相辅相成的是文化的国际化交流,促进国际人文交流成为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方式。首先,完善留学生交流机制。不仅包括派遣国内学生到国外学习、培训、进修等,而且还要招收国外留学生到国内学习。其次,完善师资队伍交流机制。师资队伍是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建立职业教育专任教师、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及校长国外访学进修机制,了解当前世界技术技能发展前沿,学习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思想、方法和模式,提升师资的素质和水平。同时,吸引国外职业教育教师到国内参观、访问和学习,传授中国职业教育先进理念、经验和模式,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最后,完善职业教育文化交流机制。加强中国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制度、模式、经验等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吸纳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文化思想和理念,传播先进的中国职业教育文化,使职业教育文化交流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参考文献
[1]E·R·克鲁斯克,B·M·杰克逊.公共政策词典[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32.
[2]王屹,王忠昌.“一带一路”视域下职业院校伴随企业“走出去”的多向度探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7(16):19-23.
[3]孙绵涛.教育政策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教育政策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8.
[4]鲍尔.教育改革:批判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2.
[5]本报特约评论员.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N].人民日报,1978-12-24(2).
[6]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1978-12-24(1).
On Changes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in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based on Analysis of 42 Country-level Policy Texts
Wang Zhongchang
Abstract The polic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basis and guide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tool NVivo, taking 42 national policy text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he concept, goal, content, path and guarantee to analyze policy texts are constructed.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four stages of the logical transition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such as the cognitive stage (1978-1992), the molding phase (1993-2003), the refinement phase (2004-2012) and the sublimation phase (2013-2018), and proposed, in the coming period, to implement the international branding mechanism,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serv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mechanism and promoting humanities exchange mechanism, so as to improv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text analysis
Author Wang Zhongchang, lecturer of Guangxi Research Center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PhD student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作者簡介
王忠昌(1985- ),男,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讲师,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基本原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南宁,530001)
基金项目
2016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招标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实践研究”(GXZJ2016ZD32),主持人:彭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