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莉?李妍
摘 要 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12-1915年传播的起步阶段，1916-1926年传播的繁荣阶段，1927-1949年传播的变通阶段。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萌生、开阔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的国际视野、丰富了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促进了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改革。反思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路径为：加强原创，自觉建设中国职业教育学;立足本土，扎根中国实际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扩展领域，多维途径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理性思考，批判分析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传播。
关键词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中国;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22-0058-06
“职业教育”这一名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1904年姚文栋所写的《添聘普通教习》一文[1]。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标志着西方职业教育学正式引入我国[2]。西方职业教育学在我国传播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通过对当前主流的数字化民国文献数据库进行搜索，共搜集到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著作102本，其中，翻译或编译的职业教育学著作23本，约占22.5%。这一系列译介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和职业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研究者对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鲜有系统、全面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和相关刊物刊载的论文为线索，梳理了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分析其对中国职业教育学和职业教育实践的影响，以更好地促进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
一、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此性质决定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建立在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学的基础之上[3]。清末“西学东渐”的热潮以及实业教育的兴起，直接推动西方职业教育学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主要通过刊发论文，翻译、编译著作等形式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如表1所示，计量分析发现，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特征呈倒“U”型。据此，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12-1915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政体的嬗变，教育上的革故鼎新势在必行，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西方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进性，开始在借鉴、学习的过程中译介西方职业教育思想，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学。综合来看，这一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表现出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传播动机以宣传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为主。1913年，陆费逵指出：“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以吾国今日情状言之，人才教育、职业教育，怠较国民教育为尤急。非职业教育兴盛，实业必不能发达，民生必不能富裕。”[4]1914年，徐之澂认为：“普及教育之目的固宜注重国民教育尤宜兼重职业教育......无职业教育则实用之智能未備而生计维艰。”[5]研究者在关注西方职业教育学的过程中意识到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试图在国内宣传西方职业教育学思想。
第二，传播队伍较为分散。这一时期，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者有彭佛初、陆费逵、蒋梦麟、徐之澂、朱景宽、奚若、皕诲、钱智修，每位研究者发表了1篇期刊论文介绍西方职业教育学。1912-1915年，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开始在中国传播，该时期仍处于传播的起步阶段，尚无研究者对西方职业教育学进行全面介绍和引进。
第三，传播内容集中于简单介绍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概况。根据对“晚清及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12-1915）”文献资料的搜索，共检索到42篇文献，其中，有35篇文献简单介绍了美国学堂中各学科，如裁缝科、机械模型科等学科的发展概况，并附相关照片，占比83.3%。此外，1915年《教育杂志》刊发的译自美国柯雷的《职业教育论》及1914年《教育公报》刊发的译自日本佐佐木吉三郎的《小学教育与职业教育》，都对其职业教育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引进内容以介绍职业教育概况为主，并未上升到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的理论研究。
第四，传播方式以杂志为主要载体，并无著作的译介。以1913年彭佛初在《中华教育界》发表的《论中国今日当振兴实业教育》、1915年朱景宽在《教育杂志》两次刊发的《职业教育论》等为代表，不同杂志通过对作者、文章等信息进行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从而使传播内容进入大众视野，促进了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
（二）繁荣阶段（1916-1926年）
1916-1926年，国人翻译或编译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共计15本，约占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在中国传播总量的65.2%，可见，这一时期是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繁荣期，表现出以下四方面传播特点。
第一，传播动机注重为职业教育研究服务。从翻译的15本译著来看，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其序中言道：“职业指导在吾国为最新之教育运动，在西洋教育先进国其有系统、有组织、有办法，不正确之研究职业指导是非常危险的，乃编译此书，介绍研究职业指导方法之大概，以供国人更好地研究职业指导。”[6]可见，该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再单纯致力于职业教育重要性的宣传，更加注重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服务。
第二，传播队伍逐步壮大。这一阶段，相关学者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社员翻译著作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如表1所示，共有11位研究者翻译或编译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15本，其中，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邹恩润共译4本著作，占这一时期总译著的26.7%，为该阶段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传播内容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加。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全书十章，分述了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内容更加丰富详尽，体系更加完备。此外，在1916-1926年间出版的15本译著中，除1本原著国别不详之外，有9本是直接翻译或编译自美国，德国有3本，日本有2本。其中，美国职业教育学著作占这一时期总译著的60%，可见，这一时期研究者们注重对欧美，特別是美国职业教育学的介绍和引进。
第四，传播方式趋向多样。这一时期翻译著作成为传播载体的核心力量，如1917年朱元善编译的《职业教育真义》和1923年邹恩润在斟酌中国具体国情基础上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都是这一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成果，后者更被学界称之为“研究职业教育最新颖最完全之善本”[7]。此外，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以宣传、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的民间团体的诞生，不少受过欧风美雨浸润的职教社成员通过讲演、举行研讨会、翻译著作等，向国人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思想。
（三）变通阶段（1927-1949年）
1927-1949年翻译或编译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共计8本，约占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在中国传播总数的34.8%，相比上一阶段译本数量有所减少。整体来说，该阶段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表现出以下四方面特点。
第一，传播动机与中国职业教育研究、实践相结合。这一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职业教育研究的需要进一步契合，如1927年顾树森翻译的《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指出，“供邦人君子研究之参考”[8]。同时，传播注重与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相结合，如1935年，刘钧在翻译德国凯兴斯泰纳的《工作学校要义》时指出：“此书中所阐述的原理、方法，更适合于现今中国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9]。
第二，传播队伍平稳增多。这一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队伍平稳增多，如表1所示，传播者主要有顾树森、赵仰夫、任白涛、刘土木、莫若强、刘钧、尚仲衣、沈光烈，且每位传播者均有1篇译著。
第三，传播内容更注重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和启示。如沈光烈在《职业指导概论》的序中言道：“职业指导为20世纪之新事业，在我国办理时期前后不过二十年有余......我国除在重庆、成都等地广设职业指导所之外，政府也注重职业指导的发展，实在为我国的一大欣事，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深感相关书籍的缺乏，故译此本著作。”[10]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研究者们开始通过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斟酌及原作的推敲、涵泳、变通来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
第四，传播方式仍以期刊论文的发表和著作的译介为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自其成立以来，出版了大量关于职业教育学的著作，该社成员如顾树森等致力于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翻译了《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是我国第一本职业教育专业期刊，也是这一时期宣传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主阵地。
二、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七科之学学术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学术‘地形图产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塑造作用”[11]，在这一充满阵痛与繁复多歧的转型过程中，启动了西方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在中国的传播，职业教育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一）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萌生
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不仅催化了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创建，也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萌生。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后发外生型特点，主要表现为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侧重于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12]。于中国职业教育学而言，随着延续千余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学式微，西学勃兴，为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西方职业教育学正式引入我国。1916-1926年，国人共翻译或编译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15本，是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繁荣期;1927-1949年，不少译本在翻译、传播的过程中已能结合中国实际做出变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学的特殊性，“尝试突破模仿的态势，探索并推进具有中国生命力的职业教育学研究”[13]。可见，研究者试图站在中国自身的立场上，探究西方职业教育学的适切性，进行更具针对性的思考，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传播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萌生。总之，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传入中国后，在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如黄炎培、顾树森等有识之士的推动下，“职业教育”这一“东方教育辞典向所未载”的名词，在中国也“嚣嚣于口，洋洋于耳”[14]。
（二）开阔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的国际视野
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参考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职业教育学发展的趋势，开阔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的国际视野。1912-1949年，共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23本，其中，除4本原著国别不详之外，具体为美国9本，德国5本，日本4本，苏联1本，这些译著的引进，极大开拓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的国际视野。如1917年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职业教育研究》编译而成的《职业教育真义》，该书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学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使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巧借他山之石，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学。1923年，邹恩润根据美国希尔博士著的《职业教育概论》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中明确指出：“本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家职业教育之名著，并参酌本国实际需要。”[15]虽然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但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新局面”[16]。整体而言，研究者凭借立足现实、放眼世界的全球眼光，在职业教育学的传播过程中，明确使命、正视比较，顺应时代需求，用智慧和行动浇灌、充实中国的职业教育学。
（三）丰富了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通过“引进式加工”“原创性发展”的探索，从而不断获得“扎根本土”的质变过程，也正是通过这一质变，丰富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对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如1918年徐甘棠依据美国教育司长施讷登博士所著《职业教育问题》，参酌中国具体国情编译而成《职业教育》。虽然大部分内容是对西方职业教育学理论的引进、宣传、总结和反思，尚未形成“中国化”轨道，但需要说明的是，引进丰富了研究者对中国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国人自编著作中，研究者模仿、参照西方职业教育学基本理论，努力描述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基本问题，1937年江恒源、沈光烈所著的《职业教育》中，论述了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教育的目的、职业教育的范围、职业学校、职业指导等问题，并对今后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概括。总之，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对丰富中国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起到了参照作用。
（四）促进了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改革
“引入西方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直接目的，便是引导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良性发展”[17]。因此，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研究者在兼蓄西方理论、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开展职业教育实践的改革。1926年，顾树森编译的《德国职业指导实施法》，分别论述了职业指导机关与学校之合作、职业指导机关之组织及其事业两编内容，并在序中言道：“其中材料切实而应用，足供我国研究及实施职业指导者参考。”[18]同时，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职业知能测验法》，王文培编译的《青年职业指导》，沈光烈编译的《职业指导概论》等，不仅成为我国施行职业指导的重要参考书，而且对毕业生择业、就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王长平于 1926 年翻译的《实业教育》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19]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研究者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的过程，不仅停留于学术传播，也注重为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提供指导。
三、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启示
（一）加强原创，自觉建设中国职业教育学
中国职业教育学发展之初，受限于我国当时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介绍国外经验、引进国外理论确系当务之急，民国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学人勇于冲破照搬照抄和模仿的窠臼，在融合汇通中探索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之路。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不能驻留于此，当前引进、模仿、转变已经不是工作的重心。中国职业教育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才能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
开展中国职业教育学原创性研究，必须做到以下三方面。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形成职业教育学领域“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及科学的思维方法”[21]，自觉更新职业教育学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作为建设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有效资源，整合到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建设中去。其二，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是中国职业教育学建设的丰富资源及重要参考。加强原创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要温故知新，对于一切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入新的要素，经过整合、深化、融入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内核，进而形塑“自我生成”“生生不已”的中国职业教育学。其三，敢于在全球发出“中国声音”。中国职业教育学人需要“从一种全球性视角出发，站在世界职业教育学已经达到的最高点上，筹划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原创之路。”[22]要勇于在全球性的职业教育学舞台上，以中国的立场、中国的视野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发出“中国声音”，这是促使中国职业教育学踏上原创之旅的出发点和着重点。
（二）立足本土，扎根中国实际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
民国时期，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是我国职业教育学“被动补课”[23]的一个过程，“适合本国及本民族特点的职业教育理论构思略显苍白”[24]。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学，首先必须研究本国的职业教育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认识，从而获得学术自主性，因此，新时代必须扎根中国实际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纵观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其输入也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25]，研究者通过亲身的考察、实践、探索，为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知识的生成积淀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因此，未来职业教育学研究应立足本土，直面中国职业教育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促使中国职业教育學知识的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着“以问题为中心”转变，构筑扎根本土实践的中国职业教育学。一方面，立足本土，直面鲜活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应紧扣时代脉搏，深入中国职业教育实际，敏锐地捕捉其中重要的问题，积极回应新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并以“问题”为出发点进行反思和理论提炼，使得职业教育学知识体系中具有愈来愈多的“中国性”，增强对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指导。另一方面，加强联系，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职业教育学是指导职业教育实践，并适应职业教育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应以服务职业教育实践作为其终极目标。只有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耦合度，才能“通过应用研究向社会证明，中国职业教育学服务中国社会实践的能力和贡献”[26]，才能紧紧围绕中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和理论探讨，创建中国职业教育学。
（三）扩展领域，多维途径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
教育对象等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教育问题产生的影响因素都不会是单一的。“职业教育学也应被看作一个复杂、开放和变化的系统”[27]，应走向开放的多学科研究。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者，对职业教育的内涵、目的、范围等基本理论做了简单介绍和研究，促进了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的发展，但囿于其传播性、系统性较为有限，导致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单独的、互不关联的知识碎片，难以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因此，要形塑中国职业教育学，就必须在拓展中国职业教育学自身的研究领域，不断加强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的多维媒介。其一，扩充中国职业教育学内部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学、农村职业教育学、比较职业教育学、职业教育教师学等分支学科的壮大。其二，加强跨学科研究。“当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门学科要想得到良好发展，就必须协调处理好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28]。于职业教育学而言，尤其应注意加强职业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如职业教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在职业教育学的研究中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的职业教育子学科，促进其学科群的不断完善。其三，构建多维一体的传播媒介。在出版相关职业教育学书籍的基础上，适当融合进职业教育期刊、职业教育音像制品以及职业教育类网站等，形成多方位传播途径，“以各类不同媒介的不同功能推动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高效传播”[29]。
（四）理性思考，批判分析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传播
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应将其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批判地传播。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便打上了“引进”的烙印，但纵观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其既有对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依附，也有理性认识之后的批判性传播，批判分析在各个阶段的传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推动了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就此而言，对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来说，做好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工作，有赖于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正本清源，厘清传播内容。对西方职业教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形成明确认知，从而将其纳入中国职业教育学的研究之中，才有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学中国化。其二，时刻警惕，分析传播心态。要注意西方职业教育学输出时的心态和话语霸权，在引入过程中，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应与其进行思想和问题的质问和讨论，在学术争鸣、相互切磋、平等对话中产生适应中国职业教育语境的建设性成果。其三，互补共生，汲取传播精华。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应塑造强烈的主体意识，秉持有原则、有底线的接受和吸收，自觉汲取西方职业教育学的精华，籍由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传播实现中西职业教育学的互补共生，从而使西方职业教育学真正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学发展的有效资源，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学自立自强于世界学术之林。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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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cation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beginning of 1912-1915， the prosperity of 1916-1926， and the flexibility of communication 1927-1948.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pread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promoted the initiation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broadened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lars， enriched the thinking of the basic proble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moted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in China. Reflection on the spread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ath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re： strengthening originality， consciously building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rooted in China， expanding the field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rational thinking and critically analyz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China; spread; influence
Author Li Yanl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Li Yan， master of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Shanxi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