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冬冬 顾秀林 崔钰婷
摘 要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和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环节。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导向调整优先于治理技术革新的过程，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价值引领，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本身蕴含着多层价值维度，主要体现在价值目标、价值尺度和价值取向三个层面。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树立“多元共治、协治、善治”的治理理念愿景，构建和创新治理制度，明确治理主体的职责，建立系统全面的监控评价机制，才能最终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关键词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多维价值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19-0052-07
作者简介
刘冬冬（1989- ），男，泰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教育领导与管理（泰州，225300）;顾秀林（1992- ），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领导与管理;崔钰婷，北京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青年重点课题“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C-b/2020/01/1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教师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内涵、价值与路径”（2020SJA2134），主持人：刘冬冬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到职业教育领域，就是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结构与功能角度来看，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是以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为前提条件，其功能的发挥主要是由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所决定的。因此，对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另外，从目前学术界对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来看，尽管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对职业教育治理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对职业教治理体系问题的研究式微，相关文献匮乏。基于此，本文尝试对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价值维度与实现路径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的内涵阐释
（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内涵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在职业教育范畴中的具体表征与应用，厘清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内涵是理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内涵的前提，同时也为深入剖析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本质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由于“治理”的理念就是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共识中保持多样，这一开放性特点使得对“国家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缺乏统一的权威界定[1]，因此，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尝试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给予了界定。一是从制度论的视角将国家治理体系理解为一系列规范社会权力和维护公共秩序运行的制度和程序[2];二是从工具论的角度将国家治理体系界定为实现国家治理的一套方法、方式和手段[3];三是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国家治理体系被理解为由一系列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完整系统，这种完整系统具体包括国家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等一系列要素[4];四是从机制体制的角度将国家治理体系界定为在一定的治理理念指导下，为实现国家治理和使得国家顺利运行的一套体制机制[5]。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国家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其内涵界定的视角也不尽相同，但是在对国家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与认识上仍然具有共性，即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系统性、工具性、目的性等特征。具体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系列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完整系统，是实现国家治理的一套方法、方式和手段，也是对国家治理主体的权力与行为规范、国家秩序的维护、国家公共问题的解决等。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两者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其关联性比较显著。具体表现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在职业教育领域从宏观向中观、从顶层设计向底层实践的拓展延伸以及具体表征，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治理体系内涵的界定研究对更好地厘清与界定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因此，根据前文对国家治理体系内涵的分析，笔者尝试将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理解为在一定的治理理念指导下，以政府、社会、市场、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多元治理主体为核心，通过一种合理有效的治理方式和手段来规范多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权力与行为、维护职业教育公共事务的秩序以及解决职业教育公共问题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总称，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实现职业教育领域内的“善治、共治与协治”，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
探究何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要对“现代化”概念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张应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自然演进、不断进步和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和实现目标的过程。”[6]现代化实质上是人类对社会进步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过程。罗荣渠认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以工业化为推动力，促使社会由‘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工业型转变，同时将工业主义思潮逐渐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7]孙绵涛认为：“现代一词具有两层意涵，一层是指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的这个时代;另一层是指现代性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8]尽管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同，但从他们的理解和界定中可以归纳出现代化的内涵，即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不断持续、动态发展与变革的过程，其核心内涵是“转变”。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现代化不仅具有较强的时间和空间意蕴，而且又能体现新时代精神與特征[9]，甚至影响并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根据对现代化内涵的透析，并结合对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内涵的界定，本研究把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界定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从“职业教育管理”传统样态转变为“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形态的过程，其本质上是探讨职业教育如何从“管理”传统样态向“治理”现代形态不断转变的过程。具体来说，包括五个方面的转变：一是职业教育治理理念由过去传统的科层管理理念向现代治理理念转变;二是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由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管理主体向政府、社会、企业、行业组织、职业院校等多元治理主体转变;三是职业教育治理方式从以行政命令或行政计划为主导的“人治”方式向以正式法律规章制度和民主协商的合作契约为基础的“法治”方式转变;四是职业教育治理机制从具有高度集权、逐级负责、单向强制等特征的“上令下行”机制向建立以对话、协商、平等、合作等为核心内容的“多元制衡”机制转变;五是职业教育治理制度由传统政府为主要供给的单一制度向强调利益相关者参与性、供给多样化的多元化复合制度转变。
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维度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导向调整优先于技术革新的过程，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一基本原则，治理体系现代化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10]。对职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和推进需要价值引领，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本身蕴含着多层价值维度，主要体现在价值目标、价值尺度和价值取向三个层面。
（一）价值目标：实现职业教育公平
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也是现代教育治理的终极目标。职业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和核心环节，也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终极价值目标。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从过程的角度透析，具體表现为职业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的不公平。第一，职业教育起点不公平，具体表现为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国家政策偏差与倾斜、社会观念因素的影响，致使我国区域间和城乡间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机会不公平，同时在招生环节出现“普主职辅”，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地位、社会声誉比较差，导致职业教育招生存在不公平。第二，职业教育过程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国家公共财政和政策向城市职业院校和城市职业教育倾斜，加之政府受“精英教育”固有思想观念影响和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同度比较低，致使不同区域（城市与农村）、不同学校间（示范职业院校与非示范职业院校）的硬件设备资源、教师资源、课程教学资源配置不公平。第三，职业教育结果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出现“重普轻职”的现象，致使职业教育就业导向出现不公平现象，其中包括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市场有限、工种变化的机会受限、工资待遇水平比较低[11]。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与推进就是对职业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不公平现象与问题给予回应和解决的过程，而职业教育公平又是教育公平的一部分，是教育公平在职业教育范畴的具体表现，即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也是不断实现和追求教育公平的过程。
美国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公平应该遵循平等性、补偿性、差异性三大基本原则[12]。第一，平等性原则。在职业教育范畴中，平等性原则强调职业教育权力和机会平等，包括职业教育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13]。其中职业教育起点平等，即职业教育学生入学机会平等，都能进入同样质量的职业院校;职业教育过程平等，即在接受职业教育过程中，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够受到公平、公正地对待，同时能够均衡配置与享受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如硬件设备资源、教师资源、课程与教学资源等。第二，补偿性原则。在职业教育领域中，补偿性原则强调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上，对职业教育弱势群体以及弱势地区、院校给予补偿[14]。即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对处境不利的职业教育学生以及处于偏僻地区的农村职业院校给予更多的职业教育资源补偿，从而弥补由历史条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因素对其接受职业教育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三，差异性原则。在职业教育领域，差异性原则要求基于职业教育受教育者先天禀赋或能力差异，提出差别化的职业教育，为每一个受教育者提供适合自己个性化发展的职业教育[15]。也就是说，在接受职业教育之后，每一个受教育者均获得大体一致的学业成绩或成功就业的机会，同时在学业成绩机会平等的条件下，结合每一个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性，为其提供符合自身个性化发展的教育需求，使其获得全面发展，潜能得以充分挖掘，从而最终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这也是职业教育公平的最高理想诉求。因此，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就是努力实现职业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其实现和推进的过程也是职业教育公平不断实现与彰显的过程。
（二）价值尺度：树立“民主、法治、科学与效率”的现代化衡量标准
价值尺度实质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衡量标准[16]。要想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于厘清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基于职业教育公平的价值目标追求，同时借鉴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提出的衡量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实现现代化的标准，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尺度（或衡量标准）主要包括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效率化。
民主化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其目的是确保职业教育治理合理且有序地进行，也是衡量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是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尺度。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也是追逐“现实民主”并不断靠近“理想民主”的过程，在整个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需要切实保障职业教育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参与，充分听取并采纳多元治理主体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对职业教育治理的重大决策和具体制度进行协商，真正做到在民主中激发职业教育治理活力。此外，构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需要遵循民主化治理原则，其基本要求是深化职业教育多元治理主体的民主治理意识，落实多元治理主体的相应责任，赋予他们职业教育治理权力，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
法治化是职业教育治理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向度。能否实现法治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行以及职业教育治理工作的开展[17]。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也是“人治”向“法治”不断转变的过程，其关键表征是职业教育治理方式法治化和治理观念法治化。具体而言，在治理方式法治化方面，从静态来看，要制定一整套以职业教育法律规章为准绳的正式规则和民主协商所达成的合作契约与协议等非正式约束所构成的制度体系[18]，来明确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责、权、利，从而确保职业教育治理的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从动态来看，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就是要综合运用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合作契约与协议来规范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行为和调整治理主体的利益[19]。在观念法治化方面，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多元主体应该树立法治观念，不断强化法治意识，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法治能力和法治水平，并系统地将法治理念逐渐内化为自己的主动行为，从而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
科学化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对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20]，具体表现为：第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离不开科学的治理理论支持与指导，因此这就需要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以遵循科学化的治理理论为前提，合理运用科学化的治理理论来理解和阐释职业教育治理问题。第二，科学化的技术作为一种重要手段，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离不开科学化的技术支持[21]。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充分引入科学化的技术手段，尤其是引入科学的信息技术手段，一方面，有利于构建“大数据治理”“云治理”等共存的治理格局，同时形成信息化交流平台，有助于职业教育治理的多元主体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进行彼此意见交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信息技术来收集和传递职业教育治理相关信息和数据，并对其信息和数据进行深度剖析，从而提高职业教育治理决策的效率。
效率化是职业教育治理实施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目标，也是衡量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尺。从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在职业教育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治理活动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合理与优化配置，提高职业教育治理运行的效率，最终达到最优的职业教育治理产出效果。从职业教育治理决策、服务的角度来看，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合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和直接引入市场运行机制，降低职业教育治理决策和服务成本，提高职业教育治理决策、服务的效率，从而实现职业教育治理成果效益最大化。
（三）价值取向：坚持党的领导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价值取向属于价值哲学的主要范畴，主要是指主体基于自己的需要对事物价值问题的倾向性认识或采取一定行为的价值倾向[22]。在形式上看，价值取向体现为价值选择。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要堅持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追求实现人的现代化为首要目标[23]。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追求目标，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价值选择，充分发挥二者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指导作用。
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从宏观层面来看，要落实党对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要求，这不仅彰显了中国职业教育的本质，而且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坚持正确方向提供根本保障。从微观层面来看，要将党的教育方针逐渐细化、具体化，将其全面贯彻到职业院校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改革发展以及管理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要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也就是说，职业院校要在依据人才培养规律基础上，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贯穿于职业院校的课程教学、人才培养以及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培养具有专业素养、人文素养、科学素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和质量提升，同时也有助于职业教育现代化目标的达成。而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主体等方面全面改革，以确保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一）确立治理方向：树立“多元共治、协同治理、善治”的治理理念愿景
理念愿景是一种价值导向，它能够引领事物发展，决定事物的样态和属性，甚至是人们处理相关事情的依据[24]。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人们将职业教育未来美好愿望和应有价值理念不断融入职业教育治理的过程，以使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达到人们的预期。因此，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树立“多元共治、协同治理、善治”三大治理理念，以明确职业教育治理方向。
第一，树立多元共治的治理理念。现代治理理论认为，政府不应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不应独揽或直接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其应由社会其他机构或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25]。因此，职业教育治理要坚决摒弃过去政府的“一元管理”的行政管理思维和集权式管理模式，向现代多元共治的理念过渡转变，强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征，积极鼓励行业组织、企业、社会组织或机构、职业院校等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最终建立“多元共治”的新格局。而职业教育作为一项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且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其治理需要在完善职业教育治理结构基础上，积极鼓励和吸引职业教育内部利益相关者（职业教育举办者、管理者、受教育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行业组织、企业、社会组织以及用人单位、家长）参与治理，从而推动职业教育多元共同治理，这也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基石。另外，从职业教育自身来看，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特征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要求也决定了其治理需要有多元主体（政府、行业组织、企业、社会组织、职业院校等）的有效参与，从而构建职业教育多元共治的结构。从以上来看，职业教育要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树立“多元共治”的治理理念，实现从“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最终建立以政府为主导、行业组织、企业、社会组织、职业院校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共同治理”新局面。
第二，树立协同治理的治理理念。协同治理是指以平等、协商为基础，多个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建立伙伴关系与构建协调网络，使得多个治理主体形成完整的治理体系[26]。协同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权威的分散化、治理主体关系的平等性、治理愿景的共同性、治理组织的协调性[27]。就职业教育而言，要将“协同治理”的理念贯穿于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过程，构建政府、行业组织、企业、社会组织、职业院校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型伙伴关系，以权责平衡为基点，通过建立健全法律规章制度来保障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从而推动职业教育协同治理。
第三，树立善治的治理理念。善治可以被视为治理的衡量标准和目标取向[28]。对职业教育而言，善治是职业教育治理活动的价值衡量标准和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褚宏启认为，“善治”即“好的治理”，是指通过公共治理行为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29]。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同样需要树立“善治”的治理理念，在职业教育治理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信任与平等基础上，明确各治理主体作用，通过一系列方式来有效化解或解决职业教育治理中的问题，以达到职业教育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最终实现职业教育善治的目标。
（二）引导治理行动：进行完整的治理制度体系构建与创新
在治理理念的指导下，各治理主体还需要从共识到行动，将理念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指标体系，为各治理主体的治理行动提供依据和规范[30]。而制度是将治理理念付诸于行动的重要工具，是保证治理规范有序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约束了治理主体的行为方式[31]。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制度，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推行制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是衡量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准，同时也是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以制度现代化助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为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要加快完善职业教育治理制度体系，发挥制度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作用。一方面，建立职业教育宏观治理制度和微观治理制度。其中，宏观治理制度为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方向性指导，同时也有利于确保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的达成，其主要包括职业教育决策咨询制度、职业教育政策保障制度、职业教育协商管理制度、职业教育监测评价制度等[32];微观治理制度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具体的操作步骤与规范，具体包括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制度、职业教育激励制度、职业教育资格制度、职业教育就业用人准入制度等[33]。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治理参与制度。根据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同时结合各治理主体自身的特征、任务需求，明确各治理主体（政府、行业组织、企业、社会组织、职业院校）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范围、方式以及权责，以规范、引导多元治理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行动，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作用，为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提供让渡空间[34]。
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教育治理体系，其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新制度的生成与创新过程[35]，制度创新有利于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而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制度创新，需要在有选择地借鉴与吸收西方各国职业教育治理制度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同时结合我国职业教育自身的特点，充分挖掘职业教育治理制度的内源再生能力，从而形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治理制度体系。另外，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还需要积极探索建立一系列职业教育治理创新制度，如正式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与非正式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并重，核心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与配套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结合，中央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与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并行[36]。
（三）构筑治理结构：明确落实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责
职业教育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过程，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离不开一个多元共治的局面，其关键在于打破原有主客分离的二元管理格局，强调树立多元治理主体的意识，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基于此，为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明确落实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责。另外，完善的治理结构是构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也是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要素[37]。而构筑良性互动、协调有序的职业教育治理结构同样也需要注意明确职业教育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责，发挥各个治理主体的优势。
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构筑职业教育治理结构，需要明确落实职业教育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责，其本质是要对多元治理主体赋权增能与提高其治理能力，使得各治理主体各在其位、各司其职。首先，政府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政府作为治理政策制定的主体，要制定一系列职业教育制度与政策，来明确职业教育治理方向，同时为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生态环境和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的职能转变，强调由过去传统的直接管理向现代治理、间接与宏观管理转变，进一步强化简政放权的力度，积极发挥自身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元治理”作用。其次，行业组织、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需求方与消费主体，应充分发挥其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指导作用。一方面，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积极鼓励与引导行业组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另一方面，以行业组织、企业对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课程标准提供指导为方式，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企业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作用，使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满足行业组织、企业的需求。再次，社会应该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发挥参与作用。一方面，积极鼓励社会通过参与性支持方式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另一方面，社会为了促进职业教育发展，通过向职业教育提供资源性支持方式来参与职业教育治理。最后，职业院校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一方面，职业院校应该加强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升内部治理能力，同时结合职业院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开展职业教育治理活动;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要充分调动内部各治理主体的主动性，特别是鼓励职业院校师生积极参与院校治理。
（四）提升治理质量：建立系统全面的监控评价机制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复杂而抽象的概念体系，其可以通过治理行为或治理行动来进行衡量[38]。职业教育治理行为或行动具体表现为职业教育治理相关制度的实施与执行是否到位。此外，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长期存在监控评价机制缺失的状况，乃至评价机制存在滞后性和单一性的症结[39]，从而导致职业教育治理质量偏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因此，在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努力建立系统全面的监控评价机制。一方面，监控职业教育治理相关制度的执行与落实情况;另一方面，扭转与弥补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监控评价缺失状况，将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监控评价机制转化为质量倒逼机制，最终提升职业教育治理质量。
首先，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加强过程性监控和过程性评价，以及时发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症结，并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给予解决，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顺利推进扫除障碍并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治理“以评促进”的功能。其次，建立多元的职业教育治理监控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监控和评价功能。鼓励政府、行业組织、企业、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以政府评价、院校评价、社会评价为核心共同构成多元治理监控与评价体系，打破长期以来政府作为唯一评价主体和垄断监控权、评价权的局面，努力将社会多元主体纳入职业教育治理的监控与评价中，以发挥其监控与评价的功能。最后，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对职业教育治理开展开科学、专业的评价，以及时发现和解决职业教育治理问题，规范职业教育治理行为，提高职业教育治理质量和实现预期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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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Explanation，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nd Realization Paths
Liu Dongdong，Gu Xiulin， Cui Yuting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is the key to realiz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modernization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adjustment of value orientation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requires value guidance， and it contains multiple value dimensions， which are mainly embodied in value goals， value scale and value orientatio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is a complex system project. only by establishing the vision of governance concept of“multiple co-governanc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and good governance”， building and innovating governance systems， 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entities， and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it can finally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modernization;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uthor Liu Dongdong， lecturer of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Taizhou University（Taizhou 225300）; Gu Xiulin， PhD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Cui Yut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