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提起陶渊明，总是认为他是晋末宋初之时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一个人。但事实上，无论是他的行为方式、兴趣爱好还是文学倾向都深受东晋士人心态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有所突破。本文试图通过对陶渊明的隐逸思想、菊与菊花酒的爱好和田园诗创作等方面的分析，探究陶渊明如何接受和突破东晋士人心态，形成自己遗世独立的风格。
关键词：陶渊明 东晋士人 接受
永嘉南渡之后，士人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西晋时穷极奢靡的欲望被遏止，偏安的政局与江南明秀的山水营造了独特的生活品味和审美趣味。东晋士人的行为模式、向往与追求对后世士人产生了极大影响。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位。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菊与酒的爱好、田园诗等方面，可以清晰地体现出对东晋士人心态的接受。当然，陶渊明之所以是陶渊明，就在于他不仅有接受，还有突破。
一.隐逸
东晋士人——尤其是世家名流，经常有个很有趣的倾向。他们往往身居高位，功名利禄、金钱美女唾手可得，但是他们从不像西晋的王公贵族夸豪比富、好狠斗奢，反而着意培养自己高雅的审美趣味，每日向往着山水田园风光。
这种行为与心态上的“剥离”倾向形成，可能与三个条件有关。第一，与东晋偏安的政治格局有关，“偏安”就无心思北伐复土，享受现有的生活就成为必然。如桓温北伐时孙绰曾上书反对，称：“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1]绝大多数士人只想享受江南安逸悠游的生活，并认为北伐是“活受罪”。绝无如后世陆游那种“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2]的激愤悲慨。第二，也与东晋势族与皇族的特殊关系有关，《魏书》《司马睿传》以及《张济传》均谓江左“主弱臣强”，当时又有“王与马，共天下”的民间传语，在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的牵制下，终晋一世未发生过篡权，但名门望族出身的士人毕竟摆脱了从正始时期开始的命不保夕、动辄丧生的政治高压，开始放松起来。第三，与玄言和清谈有关，东晋士人一边伤叹着“正自有山河之异”，另一边已经用老庄思想开解了自己，崇尚老庄几乎必然要走向蔑视礼法的纵诞以及“道法自然”的山水欣赏。
如此的条件再以江南明净秀美的山水作为背景，那么东晋士人向往山水田园风光的心态就不难理解。如此的风气一代代浸染，那么与西晋正始等时期因避祸而退隐大为不同，政治态势并不十分严酷的东晋，依然有很多知名隐士存在，也同样不难理解。东晋孝武帝曾在诏书中说：“谯国戴逵、武陵龚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艺，洁己贞鲜，学弘儒业，朕虚怀久矣。”[3]连皇帝都重其高名，并不以拒从征聘为侮，听之任之，遂成佳话。《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扬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县敦逼，不得已赴召，月余告归。”[3]即便后来功成名就，也依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3]，并非因遭人馋嫉而被迫归隐。“可知……隐逸底希求，也有一个时代的差别。慢慢地把隐逸的忧患背景取消了，单纯地成了对隐逸生活的逍遥超然的欣羡。”[4]此言确是。
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正是与这样的士人心态是一脉相承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少年时游宦，没过几年便闲居在家，直至壯年时入桓玄幕，后又入刘裕幕，五十五岁复归田园，从此隐居不出。在对陶诗的历代注中，虽有不少附会陶渊明不愿仕刘宋之语，但毕竟陶诗中从未出现过为收复中原而付出的意思，即使陶渊明曾做过桓玄、刘裕这样为北伐做出过努力的人的官。这就是偏安的时代表现，倒也不能全然责怪陶渊明。而如葛巾漉酒、量革履、轻掷颜延之酒钱、拒檀道济粱肉等纵诞之举，显然与当时的政局和魏晋风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陶渊明曾在自己诗文中反复提及荣启期、黔娄、长沮、桀溺、商山四皓等古代隐士，如“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等，但并不应该将陶渊明与这些人的思想等而视之。陶渊明引用古代隐士的例子通常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在他农闲之时感受到畅快遂志之后，想到古代隐士应当也如自己一般，遂引为知己和同好。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一首》，陶渊明述说了自己躬耕的辛劳，以及辛劳过后在屋檐下饮酒作乐、纵风入怀的酣畅淋漓，由此觉得精神与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相交通，脱离了尘世俗务。第二种，则是晚年感受到贫穷饥馁的苦痛之后，陶渊明常用古代隐士的言行来坚定自己的信念，以此获得精神上的宽慰。如《饮酒·其十一》，用颜回寿短但“数空匮而乐在其中”[5]和荣启期“长饥”至老而知乐的故事，表达了只要不违背心意，饥饿、死亡不足畏的思想。
陶渊明虽引用了这些隐士事迹，但其本身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人。少年时的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只是发现自己完全适应不了游宦的生活，少壮之时一直闲居在家。后来出任桓玄、刘裕的官之后，才毅然决然做出终身隐居不仕的决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他不是没有遗憾的;“四体诚乃疲”，“带月荷锄归”他不是没有劳累的;“飢来驱我去”，“扣门拙言辞”，他不是没有苦痛的。然而正是这些真实纯粹的人性表现，才使得陶渊明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仅仅是“隐逸诗人之宗”[6]这样一个文化符号。荣启期、黔娄、长沮、桀溺诸人在历史上的记述太简短、太高尚了，以至于我们难以确定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而陶渊明是真实的。
陶渊明与东晋士人隐逸思想的区别也在于此：陶渊明是个贫士，隐逸的酸甜苦辣他每一种都真正经历了，而东晋豪门名士们仅仅以一种“度假村”的眼光看待归隐，充满了赞美与享受。哪怕陶渊明在五十五岁归隐前也对躬耕隐居充满了期盼，《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充满了欢乐的描写;但十几年后的陶渊明就不能不用历史上的隐士来为自己打气，以一种看破一切的眼光来坦然面对贫穷，用精神来战胜肉体。
二.菊与菊花酒
陶渊明文集中提到菊的地方并不多，总列如下：（1）《九月闲居》：“菊为制颓龄。”自序中有：“秋菊盈园。”（2）《和郭主簿二首》：“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3）《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4）《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5）《归去来兮辞》：“松菊犹存。”
后世人总将菊视为陶渊明的代表，如宋人周敦颐《爱莲说》“晋陶渊明独爱菊”，明人对联“赏菊客归，众手摧折彭泽景。”从陶渊明的诗中也可看出陶居旁一定种有不少菊花，但事实上陶渊明文集中提到菊只有五首六次，着意描写菊花的更是只有（1）（4）两处。第（2）处为应和诗，主要以松和菊来表现高洁坚贞人格，第（5）处表现松菊之长存。而（3）处并非着意描写菊花却成为千古名句造就了陶渊明与菊的永远关联。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菊花于陶渊明的意义有三。第一，松菊并列，表现高洁坚贞之义;第二，随手把玩，观赏其美丽形象;第三，饮菊花酒，延年益寿。
王羲之《采菊帖》曾邀好友九月九日外出采菊。《西京杂记》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幷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7]故知九月九日饮菊花酒至少在东晋已成为习俗。这种习俗并非由陶渊明而起，但在魏晋极为兴盛，实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服食养生心态的一种表现。吴均《续齐谐记》中用神鬼故事讲饮菊花酒以辟邪，也是因为菊花酒可以养生。
陶渊明《饮酒·其七》直写泛菊花于酒中，《九日闲居》中因没有酒而直接生服菊花蕊，表现了一定的任性旷达，也透漏了一个重要问题——陶渊明养菊的最主要目的其实是服食以养生。这正是东晋士人心态的一种延续。陶渊明文集中用“松菊”表示高潔傲岸的只有一首应和诗，《归去来兮辞》中提到“松菊”只是为了表现家里旧景依旧在，《饮酒》组诗中“菊”作为观赏的价值只是作为养生的“副业”。因此如果强行将陶渊明种菊与“为了表现自己高洁傲岸情操”或者“因为只喜欢菊花”联系起来，只能是后人的美化，是符号化的陶渊明。且不说“以种菊来表现自己品行”这样刻意的姿态是否与陶渊明的魏晋风度相符，只说陶渊明诗文中随手把玩菊花和饮菊花酒的举动，也从来未把菊花当作什么神圣高尚的物品。
陶渊明以前，如他一般满园只种满菊花的人未征载籍。似乎人们只在九月九日去野外采菊，而如东晋名士也绝不会在园子里只种菊花一种，因此“秋丛绕舍”的习惯倒真可以说是陶渊明首创。以菊花作为自家园中的观赏花，确乎是陶渊明对东晋士人心态的一种突破。
三.田园诗
田园诗的题材并非陶渊明主动带入诗歌发展中，事实上，也许他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诗篇会成为诗歌类型中如此独具特色的一类。
陶渊明诗歌的田园特色在当时可能并不是什么奇特的新鲜事物，因此颜延年的《诔》、沈约的《陶潜传》、昭明太子的《陶渊明传》、《陶渊明文集序》都未对陶诗的田园特色着过笔墨，重点在于陶渊明的性格、人格特色和诗文的讽谏价值。
从东晋士人的生活方式来看，这种推论是合理的。首先，山水、田园二者对于古人来说，区别并不是那么明显。豪门大宅的建筑设计，通常喜欢将山水田园风光“搬”到自己家中，比如北魏王融的豪宅：“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8]《红楼梦》中大观园设计，虽是“刻意”设置的“稻香村”一景，亦是与其他山水景象相映衬的“自然景观”。从东晋士人的眼光来看，由玄言、清谈引发的对自然景观的向往，无论山水还是田园，都是不假雕饰的。
其次，王羲之曾与人书信：“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9]东晋士人多蓄田产，王、谢豪门家族更是田连阡陌，以王羲之家族之富庶，他大可以一辈子不与农业种植产生任何关系，只偶尔监管一下地利田产罢了。但由于他性好山水田园，常欲与自然亲近，竟于田园中亲手种植果树，以此为爱好。虽然从我们现在人的观点来看，王羲之这样的田园生活只是如同享受“农家乐”，但从当时人的角度来看，名士大家们于田园中客访、谈笑，欣赏田园美景，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田园中游赏之时，进行文学创作来抒发感想，也是应有之义。如此一来，又冲淡了陶渊明田园诗的独特感。
最后，陶渊明田园诗中所反映的生活并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常常与人交往。他曾拒绝刘遗民招隐入山泽：“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和刘柴桑一首》）《归去来兮辞》中明确说“悦亲戚之情话”、“农人告余以春及”。倘若从不与人交往，如颜延年、王弘等高官如何能对陶渊明青睐有加、时常施以援手？“农人”又怎么可能告知春种的时辰？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说：“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对比一下王羲之的书信：“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3]竟有惊人的相似感！
但陶渊明的田园诗能为后人所看重，并形成一个重要的诗歌类型而造成深远影响，而东晋士人们的吟咏山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不过尔尔，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笼罩整个文坛的玄言诗风终于从陶渊明开始出现了断裂。“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10]与陶渊明同时期的谢灵运虽被奉为山水诗的鼻祖，但其诗歌中依然保留着玄言的尾巴。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中，虽常用道家的思想来抒发畅快的情感，但从来都是自己的语言和情感，从不做“柱下之旨归”[10]。陶渊明的诗歌“协左思风力”[6]，实际上是“魏晋风骨”之遗风，并颇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这是陶渊明对东晋士人心态的一大突破，是其田园诗在文学史上能够占据至高地位的重要原因，可惜作为一个贫寒下士，陶渊明并不能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太大影响，诗歌最终开始向骈靡发展。
四.结语
以上论述，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菊与菊花酒的爱好和田园诗创作三个方面，具体比较了陶渊明于东晋士人心态的接受与突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陶渊明并不是经后人不断美化的一个飘然尘外的遗世高人，相反，陶渊明的思想、爱好和创作方面都深深地烙印着东晋士人心态的痕迹。陶渊明是中国漫长文化史的一份子，他的成就是历史与环境造就的偶然中的必然。研究陶渊明，不应将他在文学史中孤立出来，应剥去后世的伪饰，以当时人的眼光来分析。
其二，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是贫士的写照，菊与菊花酒的爱好反映了个人鲜明的特点，田园诗创作如清水芙蓉，不受“世之滓垢”，这种种与众不同的风格确实是遗世独立的，超脱了当时东晋士人风气。陶渊明之所以为后人景仰，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初心”，贫不易志、饥不改节，既不激愤、又无深忧，不放荡傲物、不随波逐流，将“温柔敦厚”的儒家与“自然旷达”的道家完美融合，成为中国士大夫的心灵标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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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第630、533、534页。
[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7页。
[5]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论语集解义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2页。
[6][梁]钟嵘.《诗品》[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页。
[7][晋]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
[8][北魏]杨衒之撰，韩结根注.《洛阳伽蓝记》[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9][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3页。
[10]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408页。
注：本文陶渊明诗文均引自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作者介绍：李志恒，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生，研究方向：《昭明文选》研究）
